代理主席，行政長官發表上任後首份施政報告，就社會發展的各個範疇合共提出了500多項措施，可見特首非常努力聆聽各界聲音，積極跟進不同的民生問題，我對此表示認可和肯定。


施政報告中有關公務員管理制度、簡化土地發展程序及房屋等方面的改革和建議，均能突破傳統政府的一貫思維，凸顯出特首整個團隊表現積極，做到務實有為。我期望他們能夠不負人民。施政報告採納和回應了本人提出的多項建議，包括培育多元文化藝術人才、為年輕藝術家及行政人員提供更多實習機會等。


代理主席，我過去多次倡議設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做好頂層設計，希望發揮文化藝術、體育及旅遊的協同效應。施政報告特別強調文化藝術，相信是為了配合中央“十四五”規劃給予香港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新定位。報告又提出成立“文化委員會”，以檢討文化政策，我深表認同，但我倡議的主要理由，是希望能夠將文化藝術、體育和旅遊3個政策範疇統合，從而發揮協同效應，互為支撐，達至打造魅力都會和活力城市的目的。可是，施政報告卻未見任何提述，令我有點摸不着頭腦。另一點令人難以理解的是，報告提及旅遊業的篇幅相當短。然而，旅遊業受疫情嚴重打擊，面對極大困難，我期望政府能夠提出更積極的支援措施。


代理主席，如何吸引資金、人才和企業落户香港以增加本港的發展動能，是今年施政報告的重點之一。過去兩年，香港流失了14萬人口及一些企業，我樂見特區政府成立由財政司司長帶領的“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以及由政務司司長領導的“人才服務窗口”，專責招攬企業和人才。施政報告提出的“搶人才”、“搶企業”政策積極進取，例如在北部都會區設立新校舍和增加非本地生比例，協助香港演藝學院研究為本地以至大灣區培育所需文化藝術人才，我對此非常支持。但同時，我亦希望特區政府在文化藝術方面可以推出更多吸納人才的措施。


過去本港側重培育藝術行政人才，卻未有着重藝術經理人的培育。我建議政府制訂政策，培育聯繫本地、大灣區以至世界各地藝術家和消費者的中介人才，促進藝術市場和文創產業蓬勃發展。


最後，因應最近發生的Mirror演唱會屏幕墜下事故，我期望政府能為舞台技術及其他文化藝術專業制訂資格認證制度，並主動與內地相關行業制度對接，確保整個行業均以安全為最高標準，此舉亦可增加從業員的就業機會。對於文化藝術工作者，當局亦可考慮設立登記制度，以便於提升他們的專業地位，亦便於與他們保持聯繫。


體育發展方面，隨着啟德體育園區預計於2024年全面落成，我期望特區政府能夠大力爭取推進多層次、多樣化可在園區內外舉行的各類體育賽事落户香港，更好地配合文化和旅遊的發展。


施政報告提到文體旅局會制訂 “體育及康樂設施十年發展藍圖”，分階段提供約30項康體設施，當中包括興建香港第二個體育園，值得支持。不過，在增加社區體育空間、助力體育普及化方面，則遠遠未能滿足需要並落後於規劃標準。無論是一般市民還是體育團體，仍然一直面對體育場地供應不足的難題。


2016年，我委託浸會大學進行“鼓勵中小學借出閒置體育場地政策之研究調查”，其後提出鼓勵學校租借場地的建議。一年後，施政報告作出回應，教育局和民政事務局在2017-2018學年推出“開放學校設施推動體育發展計劃”。然而，5年過去，成效仍然難孚眾望，只有100多所學校參加計劃。本人曾經粗略估計，如有6間設備良好的學校積極參與開放設施的行動，它們幾乎可代替一個地區康體中心，既可滿足康體需求，又能節約土地及經濟資源。


學校外借場地並非零成本，除了人手和資源的管理考量，開放學校期間的保安和保險問題亦令學校憂慮。現時，參加計劃的體育團體須就其於學校舉辦的活動自行購買足夠保險，這項要求打擊團體參加計劃的意欲。我認為，政府應該更積極地重新審視計劃，針對學校對開放校舍的憂慮和體育團體的困難，提出更積極的支援解決方案，例如研究由政府提供保險津貼或統一購買保險，以增加學校和體育團體參加計劃的誘因。


教育方面，在傾心引才的同時，香港亦不能忘記悉心育才。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大報告中強調，“必須堅持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明確點出教育與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關係：透過創新科技建設現代化強國；透過優質人才資源發展創新科技；透過現代化教育培養高質素人才。自主培養人才的能力對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近年，內地對教育體系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強化公立教育體系、促進教育資源均衡分配，提出“雙減”政策，其目的並非片面地減量減時，而是科學化地調整教育結構，按照不同學生的學習需求和志趣合理地作出施教和布置作業。如何加快本港教育體系的現代化步伐、提供香港實現“八大中心”新定位的人才需求，內地的一些更新理念和經驗非常值得我們參考借鏡。


代理主席，施政報告提出成立“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督導組”(“督導組”)，由行政長官擔任組長，從策略和宏觀角度推進及督導跨局工作，加強與內地機構溝通，定期舉行國家政策解讀活動，我樂見特區政府在打通“五流”限制上積極作為。過往我曾在議會的不同會議中提到，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科技流等“五流”合一，是大灣區未來成功的關鍵。目前，大灣區是“一國兩制三關稅區”，不論在稅務安排、匯款上限、資格認證、信息互聯互通等方面，都存在不少限制。當“五流”在區內如流水般暢通流動，灣區的真正協同效應才可全面發揮。督導組相信將有助進一步突破兩地現時在制度上的限制，將區內世界級城市群串聯起來，為金融及專業服務等行業創造新機遇。


施政報告亦提到，要強化本港作為最大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的優勢，此建議值得支持。自俄烏戰爭爆發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俄羅斯實施了史無前例的金融制裁，利用貨幣、經濟制裁、金融武器化等手段，再一次令世人見識到美元在全球經貿網絡中的影響力。就此，加速發展人民幣國際化和數字化，將有助國家超脫於美元霸權，促進國際貿易自由開放。香港作為全球最大 的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有責任協助國家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和人民幣數字化。近年，西方國家以人權等理由，不合理地對香港部分官員實施單邊制裁，特區政府必須以此為鑒，保持警惕，並研究減少對美元及國際金融系統的依賴。我在施政報告建議中提到，香港須協助國家發展數字人民幣，減少用户對於銀行帳户的依賴，而數字人民幣可繞過銀行等金融機構，獨立於國際銀行間的SWIFT(譯文：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系統。數字人民幣目前仍然處於部分地區試點階段。施政報告表示，金管局已開展數碼港元的準備工作，香港可考慮更主動成為試點，與內地機構合作擴大在港以數字人民幣作為跨境支付工具。我樂見特區政府在人民幣國際化和數字人民幣兩方面採取積極務實的措施，並寄望特區政府持續強化與內地機構的合作，發展數字人民幣。


代理主席，施政報告提出把“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恆常化，以及擴大醫管局的“離院長者綜合支援計劃”，以促進居家安老，固然值得肯定和支持，但隨着長者人口比例超過兩成，本港已正式踏入超高齡社會。在市場上的社區安老服務發展步伐相對緩慢、社區配套不足，以及缺乏有力安老政策支援的情況下，上述措施只能算是聊備一格，遠遠未能解決問題。


本港私營安老院舍服務參差，縱然政府擬藉修訂院舍條例來提升安老院舍的質素，土地供應不足的問題依然難以解決，宿位供應依然無法滿足所有需求。我們是否應該重視長者想要生活在社區或與家人同住的意願呢？我們可否對一些願意照顧長者的親屬提供更有力的經濟和專業支援呢？


我認為政府必須盡快制訂應對人口老齡化的長遠策略，對本港長者的安老需求作出充分調查和了解，明確界定不同的安老需要，做好安老服務的頂層設計。政府亦應完善城市規劃，合理提供安老服務設施，發展長幼共居住宅項目，加強對同住家人的教育及訓練配套，促進社區上門護理服務，營造社會氛圍，多措並舉建構長者友善城市。


我謹此陳辭。多謝代理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