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最近通過了筆者提出的議案，促請政府盡快檢討及評估本地的體育政策，進一步推動本地體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的工作。
市民對體育運動的愛好，是不容置疑的。二月舉行的香港馬拉松，報名參加人次高達7萬3千人；去年參加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辦的康樂體育活動，人次就高達250萬。市民對香港運動員的努力，也一直予以支持和認同。新論壇最近作出的調查發現，近八成市民，會因為香港的運動員而感到自豪，但相對政府在發展本地體育的表現，調查就顯示各有58%的受訪者認為政府在推動體育普及化、精英化的工作做得不足夠，另有47%認為盛事化的工作做得不足夠。同時，也有近七成受訪者認為，政府應檢討目前的體育政策。(見表1)
事實上，當日在立法會的辯論中，二十多位發言的議員，都點出不少目前本地體育發展的問題與障礙。因此，社會要求政府作體育政策的檢討，絕非無的放矢，也並非如民政事務局局長所言，是漫無目的。
體育硬件不足成本地體育發展障礙
體育發展其中一個障礙，就是場地硬件發展的問題。過去傳媒多次報道，市民難以租用康文署管轄的場地設施，出現炒場問題，就是場地供應緊張的最佳說明。
香港體育設施的興建，其中一個依據，就是根據《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進行規劃。可惜的是，目前體育設施的供應，也未能合乎《規劃標準》的建議，以沙田區為例，沙田區現有人口約 65萬人，預計到2021年會增至約71萬人，根據《規劃標準》，應有11個體育館，但目前沙田區只有5個體育館，即使未來即將增建2個，仍未達標。更重要的是，在《規劃標準》下，政府有足夠人口，才會興建體育設施，這種規劃方式，也令場地發展嚴重滯後，結果造成東涌的學校舉辦陸運會，要山長水遠走到青衣；將軍澳區雖已發展了相當長的日子，也要直至2009年才有一個屬於地區的運動場，就是例子之一。
場地不足的問題，同樣令體育團體飽受困擾。以足球為例，現時的甲組球會，仍未能全部在鳳凰計劃中獲得分配得到主場。很多體育團體，也因長期欠缺專用訓練場地，需與市民爭奪康文署的場地，有時要到旺角，有時要到屯門，不單為運動員帶來不便，在體育用品或器材的管理也會有困難，對運動員的培訓，以及體育項目的發展，難免造成障礙。
場地的限制，也讓我們白白錯失了不少舉辦體育盛事的機會，例如，國際木球總會曾探討在香港舉行國際公開賽的可行性，甚至願意承擔舉辦賽事的費用，錢都送上門了，但就是因為香港沒有合符舉辦國際比賽標準的場地，香港木球會被迫婉拒。又例如舉辦國際乒乓球賽事，國際標準是主要比賽場地需能同時放置12至16張乒乓球桌，但香港卻沒有符合標準的場地，體育總會想舉辦也落實不了。也有些例子是，本地縱有場地，但設計卻並不達國際標準水平，如：去年底開幕，重建後的維園新泳池，跳水設施卻沒有三米跳台，供泳手賽前熱身之用，難以用作舉辦國際賽事。
故此，對於正進行規劃設計，預計於2019/20年度落成的啟德體育園區，體育界抱有很大的期望。業界的朋友均希望，當局在設計規劃的過程，能充分諮詢及採納體育界的意見，建造符合國際水平和標準的體育設施，同時，透過靈活的設計，善用啟德的空間，容納不同體育項目於啟德之中，例如：善用明渠，在啟德避風塘發展水上活動中心；在商業面積之中，預留空間興建保齡球場、滑冰場等。另一個要點是，體育園區的營運模式，必須以體育為先，避免成為紅館的翻版，忽略了舉辦體育活動的需要。
不能否認，政府也一直努力興建及完善體育設施，自2007年至2014年年初，合共完成價值超過100億元的建設或提升工程。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政府提出活化已復修的廢物堆填區，作康樂設施的發展，是一個很好的嘗試。然而，一方面，政府固然要繼增撥資源，覓地興建新體育場地，但另一方面，政府也應考慮靈活調撥場地資源，滿足不同持份者對場地的需求，例如：考慮採取措施及提供誘因，釋除學校在管理、責任、維修等方面顧慮，讓學校的體育場地在課餘時間，也可提供予體育團體作訓練之用。
此外，除了由政府提供的體育設施外，政府也應考慮透過土地政策或支援措施，鼓勵更多的民營機構發展體育場地，例如，工廈大廠亦可以發展一些民營的場地，實際上，現時也有一些工廈室內足球場、滑雪場正在營運，然而，目前監管工廈的條例對這些場地的生存造成很多限制。政府是可以考慮作出調整，給予它們更大的發展空間。
深化普及化工作 鼓勵全民運動
除了硬件的限制，體育軟件的配套，也需同步發展，支持體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的發展。以普及化為例，正如前文所述，市民對體育運動有一定程度的愛好，但普遍市民體育的習慣，仍有待進一步形成。根據2011年進行的的社區體質測試計劃指出，青少年、成年及長者組別的體能活動量，分別只有51.8%、42.3%及37.1%達「基礎指標」，甚至較2009年的調查的比例為低。
誠然，政府也採取了不少的措施，如：舉辦全民運動日、全港運動會等，鼓勵市民參與體育運動。筆者也明白，市民運動的習慣，受時間、場地等不同的因素影響，但深化普及化的工作，仍可從不同方面去進行，例如：加強支援學校體育教育，從小培養學生體育的興趣和習慣；針對特定的人口組別，如：長者、貧窮人士、殘疾人士、少數族裔等，採取措施，為他們提供更多參與體育運動的機會。同時，加強對體育的宣傳，讓市民接觸更多體育的資訊。事實上，現時本地的主流媒體，甚少關注本地體育新聞，對教育和培養本地體育的觀眾，未能起著正面的作用。因此，建立推廣本地體壇資訊的平台，推動各項主流和非主流的體育運動發展，不單能加深市民對運動的了解，以培養本地體育的觀賞者和參與者同時，也有助提升運動員及運動項目的形象，提高運動員在社會的地位。
另一方面，更多地舉辦區際、大型體育盛事，對提升社會體育的氣氛，鼓勵市民參與運動也可發揮積極作用。今年民政事務局的預算便提出，在徵詢體育及其他組織的意見後，引進新的活動在香港舉行。事實上，本地體育團體一向積極籌辦不同的體育盛事，無論是香港馬拉松、渡海泳，或是每年農曆新年的賀歲盃，體育界一直努力承傳。至於新的項目，去年香港汽車會就爭取在港舉辦電能車方程式賽事(Formula E)，雖申請未獲國際汽車聯盟接納，但汽車會仍在繼續完善方案，務求將賽事引入香港。然而，舉辦體育盛事，除了體育團體的努力，政府的支持配合必不可少，除了財政的支援、活動場地，道路交通安排、安全保障、場地清理、運動員出入境等方面均需要政府提供協助。
本地運動員支援有待改善
至於本地體育精英化的工作，不容否定，香港的運動員，不論是廣為人識的李麗珊、黃金寶、李慧詩，蘇樺偉等等，還是仍在努力和拼搏階段希望取得理想成績的現役運動員，都是香港人的驕傲。
以奧運會為例，多年來本地運動員不斷努力，為香港嬴得金、銀、銅各一面獎牌。然而，相比起與我們的經濟規模相若、體育投入相若的丹麥，在過去兩屆的奧運會，就分別取得7面及9面的獎牌。本地運動員不斷努力在國際比賽爭取成績，但往往事倍功半，實在令人深思。
現時被列入精英項目，能夠獲體育學院「精英體育A級資助」的，有16項體育運動，包括田徑、羽毛球、桌球、單車、劍擊、體操、空手道、划艇、七人欖球、壁球、游泳、乒乓球、保齡球、三項鐵人、滑浪風帆和武術。另有10項體育運動列為「B級」體育項目。
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納入精英培訓的體育項目，有需要進行篩選。不過，現時的評分機制，取決於項目在國際比賽上的成績，是一套「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制度。有資助的項目，自然有充足的資源，為運動員提供最好的軟硬件配套，爭取更佳成績；相反沒有資助的體育項目，在缺乏專業團隊的支援下，運動員需倍加努力，才有機會加入精英培訓系統。
為讓更多體育項目都有機會發展，政府應考慮擴大精英運動的覆蓋面，同時也應考慮設立非精英運動項目發展計劃，每年設立若干名額，供不同的非精英運動項目作申請，申請者須提交他們的發展計劃，評審認為可行，便可提供三至五年的發展資助，再檢視他們的發展潛力，這樣也可提供多一個機會，讓有潛力的項目，踏入精英資助的門檻。
另一方面，運動員在升學、就學，以及退役後就業等問題，都需要政府加強支援，協助運動員做好生涯規劃。在運動員的就學方面，雖然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政府建議成立金額一億元的獎學金，鼓勵大學及大專院校每年取錄約20名在體育、藝術、社會服務等方面有卓越表現的學生。但對於本地的體育界而言，有關的名額只是杯水車薪。
事實上，本地大專學額不足，運動員既要進行訓練，又要兼顧學業，要考進大學殊不容易，不少年青運動員都要面對選擇學業或運動的艱難抉擇。即使運動員能學業、運動兩兼顧，也不代表能獲大學取錄。過去也出現有運動員比賽成績優異，也考獲大學入學要求的成績，最終也沒有被大學取錄的案例。這種情況下，很難鼓勵年青人及讓家長放心讓子女投身於運動事業。
反觀在外國，特別是一些體育強國，體育和教育是相互結合的，是教育的一部分，大學非常歡迎運動員入學，甚至提供豐厚的獎學金，課程學習容許有一定彈性，配合運動員訓練和比賽的安排。運動員不用犧牲學業，甚至有條件擁有高學歷，這對運動員退役後就業非常有幫助。這些外國的經驗，筆者認為對香港有可借鏡的地方。
本地體育政策及架構是時候作出檢討
民政事務局，是負責體育政策的政策局。除了負責政策外，還處理體育的撥款，與香港的體育組織保持密切聯絡，而民政事務局轄下的康樂文化事務處，負責管理香港的所有體育運動場地，是體育政策最重要的執行機構。另外，特區政府亦有體育委員會，就「三化」的政策向政府提供意見。客觀地說，特區政府對體育運動的投入和重視程度，已比回歸前已大有改善，而政府在體育運動的資源投入，不能算是太低。根據政府回覆筆者的資料，政府在「三化」政策中的投入，由2011/12年度約31億，將增至2014/15年度近38億。而啟德體育園區的發展計劃，更是回歸以來，最重要的體育硬件投資。不過，資源如何能運得更好，是體育政策必須要檢討的最重要原因。(見表2)
必須指出的是，體育「三化」的工作，是相輔相承的，「三化」發展當中所出現的障礙，同樣地是環環相扣的。可惜的是，本地的體育政策，也多年未有檢討。事實上，上次的檢討，已是12年前的事了。有關的檢討報告也提出了很多詳細、具體的建議，這些建議落實的成效如何？出現什麼曲折、障礙？如何解決？這些都需要一一理順，一一梳理。
另一方面，特首梁振英在競選政綱提到成立「體育運動專員」，以檢討並完善現行體育管理架構，體育界普遍支持，認為一個高層次的專責官員，有助帶領推動本地體育的發展，改變現時政出多門，外行領導內行的問題，另外，體育界也希望，一位"名正言順"的體育專員，也方便香港體育界和政府對外交流，反映政府對體育的重視。然而，民政事務局局長多次回應體育專員的問題時，均指政府經研究後認為不可行，似乎有意擱置有關建議，實令筆者及體育界失望。
至於，港協暨奧委會同各體育總會，同樣對香港體育發展作出重大貢獻。但社會對港協暨奧委會發展體育的角色、體育總會的專業運作、體育行政管理人員的職系架構以及如何進一步提升它們管理效率及透明度愈益關注，也有一定的期望。特別是經過冬奧事件後，反映到社會對港協暨奧委會及各總會有待改善的地方有一定的意見，冀望他們能提升管治效率及透明度。
其實，體育界本身自己也有反思，現行的架構是否理想，體育團體如何提升管治、提高透明度，也是時有觸及的話題。近期，港協暨奧委員會也進行了一些變革，無疑是一個好開始。
而且，不只民間的體育組織，政府體制內負責體育事務的架構運作效益如何，經過多年的實踐，也有檢討和提升的需要。
總結
體育運動的重要性，並不局限於“精英化，盛事化，普及化”的三大政策目標，運動可以鍛鍊人的意志，體現人的內在價值；運動可以強身健體，保持身心健康；運動能加強社會的凝聚力，促進社會和諧；運動可以打破不同政治信念，不同種族人士的隔膜。世界各地社會均積極投入資源，制訂進取政策，提升體育的軟實力。我們不應抱殘守缺，應及時作出檢討，以適切社會需求和發展所需，以應對環球及本地體育的轉變，趕上形勢。
(刊於2014年5月1日《紫荊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