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特刊》公布的2012-2013年度世界大學排名，本港有四所大學躋身二百強，分別是排第35位的港大、第65位的科大、124位的中大及182位的城大。對於一個只有七百萬人的城市，我們大學的成績，確是值得自豪。

近年，美國、英國、澳洲、新加坡等國家，都積極地將教育作為優勢產業向外輸出，在世界各地招攬學生。經濟上，教育產業可以帶來龐大的經濟效益，以業界的先驅澳洲為例，教育就佔整體出口服務26%之多。在全球化下，匯聚人才是城市競爭力的重要指標，而優質的專上教育，是打贏人才戰的關鍵，也有助建立約瑟夫奈教授(Prof. Joseph Nye) 所提出的「軟實力」概念，提升國家及城市的領導地位。

所以，發展教育產業，應有助加強競爭力，強化香港的軟實力。十年前，香港正經歷沙士後嚴峻的經濟困境。當時，筆者與新論壇的朋友參考了其他地區的情況，提出了教育產業化的概念，希望協助香港渡過困境，並扭轉過去經濟太過單一由地產和金融主導的問題，促進產業多元化，增強對經濟的抗疫能力。

產業政策配套不足  教育被市場扭曲
很可惜的是，特區政府緊抱著積極不干預政策，對於扶助任何行業的產業政策，都十分保留。直至2009年，才提出將教育服務列為香港六大新興優勢產業之一。但上屆政府推出的所謂產業政策，離不開市場主導，走不出積極不干預政策的老路，而且政策十分粗疏，只靠撥地予院校、發放低息貸款及放寬收取外地生的限制，湊併而成。舉例來說，政府推出多幅土地讓院校競投，惟大部分地皮面積極細，欠缺土地興建宿舍之餘，連校舍的空間也不足，有院校甚至要向商場借用地方，作為教學中心；而且，政府一方面向院校發放貸款，另一方面卻不加以規管，院校一面年年加價，向學生收取高昂的學費，將成本轉嫁於學生，而盈餘又未必會投資在改善教學配套或學生的身上；至於放寬收取外地生的限制，令非本地生比例調升至兩成，更因為大部分院校因宿舍配套不足，而令比例一直維持在一成左右。對於社會要求增撥資源改善本地大專教育，增加副學士的資助銜接學位，以及完善專上院校的監督，更是著墨甚少，也缺乏以建立香港品牌為主的向外招生策略。故此，這樣的產業政策，不單無助提升香港的教育質素，更將香港教育推向盲目的商品化，市場化，扭曲了大專教育的發展。

在市場主導下，政府除了撥地以外，並沒有對專上院校提供其他資源投入，依賴市場「自行調節」。「半桶水」的產業政策所衍生的問題在近年不斷浮現，導致教育服務盲目的市場化、商品化、功利化。在市場力量的驅使下，不同院校針對著資助學位不足、副學士銜接出現的短板、以及國內學生對香港大專教育需求的龐大商機，集中開辦本小利大的課程，藉以吸納最多的學生。隨之而來的是各種扭曲了教育精神的問題，例如：院校濫收學生、超收學生、學科單一化、課程質素差、院校配套不足、送IPhone招學生、以及內地生主佔海外生的學額……都反映了目前大專教育被嚴重商品化、院校「印証書等於印鈔」的問題。更令人難以理解的是，在產業政策下，政府竟然將寶貴的土地資源，用超低價租予以富豪子女為銷售對象，純粹以謀利為目標的海外辦學團體，將資源錯配。

這些措施，完全扭曲了筆者心中所想的教育產業化，將香港優質教育服務輸出，建立軟實力的原來構思。筆者認為，要健康地推動教育產業發展，首要全面檢討目前的產業化政策，在完善各項配套措施及滿足本地學生需要的前提下，才作進一步推動。就此，筆者在這個範疇上，希望作三點建議。

教育應先滿足本地學生需求

第一，是本地學額和對本地生照顧不足的問題。目前香港社會對於進一步增加資助大專學額，並制訂清晰、合理的海外學生比例，可謂已有共識。在教育國際化的同時，當局必須保障符合入讀大專資格的本地學生得到教育的機會。

現時，以公帑資助的學位只有15,000個，僅佔適齡人口的18%，令不少合資格的學生難以升讀資助學位。以今年的中學文憑試為例，有約28,000個考生考獲最低入學資格。但在15,000個資助學位中，只有12,500個學額供大學聯招渠道分配，其餘則是非聯招學位，換句話說，平均有2.4人爭奪一個學士學位，超過一半合資格的考生將與大學無緣。莘莘學子苦讀三年，才能得到一張大學的入場卷，無奈學位不足以應付需求，令到這批學生要另覓其他出路，如副學士或高級文憑等等，明明合資格，卻要「兜遠路」。如果本地學生的需求長期無法滿足，政府就出口教育服務，必然會帶來本地學生和家長的不滿。

至於教育國際化，院校向外招生，筆者雖然同意這是有助開拓學生的國際視野，鞏固香港國際城市的地位。但根據教資會的數字顯示，在研究院的研究課程，海外學生比例在08/09年度，由佔總學生人數的59%，升至11/12年度的73%，而當中有90%，也是來自內地的學生。筆者要強調，我是反對社會上有人將內地生的問題政治化。但相信大家都會認同，如此懸殊的比例，是根本達不到國際交流的目的。故此，政府要在國際化和培養本地生上取得平衡，制訂合理海外學生比例。

最近更有聲音要求增加本地研究生的比例，雖然筆者原則上是不反對，但我們應留意一點，就是非本地研究生較多，是因為院校傾向招收非本地生，還是太少本地生報讀，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才大量取錄非本地生呢？如果是前者的話，筆者認同院校在衡量成績後，應該優先取錄本地生；但如果是後者的話，增加本地研究生比例亦無助改變現狀。問題就可能在於我們的產業結構和社會風氣，能否鼓勵青年人從事研究工作，並給予這些研究人員合理的回報。

完善院校監管 提高透明度
第二，是監管的問題。當局需要加強規管各大專院校自負盈虧課程、設施配套和收生，又要避免收生政策向海外生傾斜，並提升相關院校管治的透明度，公開賬目予公眾監察，以及加強對銜接課程的監管。

誠然，相對教資會資助的課程，自資課程很難達到同一水平。所以，自資課程只能集中開辦成本低，不涉及昂貴設備的學科。而在2010年的教資會報告，就指出目前的監管問題。而且，目前自資課程良莠不齊，亦損害了本地教育的聲譽及質素。因此，當局應盡快採納報告書建議，設立有效的監督機制，統一大專學院的規管，提升相關院校管治的透明度，公開賬目予公眾監察，淘汰不合格的課程，避免教育過份商品化而所引申出來的問題。

至於避免收生政策向海外生傾斜一點，筆者需要再次強調，這並非要排斥外海生。事實上，國際化對本地學生有莫大裨益，因此，我們不應只強調海外生佔用資源，而忽略他們與本地學生交流所起的正面作用。但問題是，目前的外來生中，來自世界各地的比例偏低，而一些自資的優質碩士課程，更出現了「百分百內地生」的情況。我們應避免這種基於商業考慮，令收生向海外生(主要是內地生)傾斜的情況持續出現，維持較合理的比例。

另外，是有關銜接學位(Top up Degree)課程的監管問題。現時七成多的副學士學生，都會繼續進修，但資助銜接學位嚴重不足，很多學生只能修讀自資的銜接學位課程，這類銜接學位也如雨後春筍。由於部份課程是與海外大學合辦，質素較為參差，這些由海外院校頒授的學位，是否可獲得香港學術評審局認可，有很大的變數，過去亦有學生投訴學位不獲承認的個案。加強這些銜接學位的透明度，公佈這些學位持有人申請評審通過率的數字，是有助學生更了解這些課程認受性的第一步。筆者曾在立法會，要求教育局提交這類海外大學「銜接課程」獲批資歷認可的數據，但很可惜，政府連這些數字也沒法提供。如何保障修讀這些課程的學生權益，是當局不能掉以輕心的課題。

減低學生負擔  減少跨代貧窮
第三，是強調教育在促進社會流動，減少跨代貧窮的作用，避免大專教育過分商品化，並完善現有措施，支援有經濟困難的學生升讀大專。

香港教育學院最近發表研究結果，指出過去二十年來本地大學學額雖然增加，但貧富家庭子女接受大學教育的機會，差距反而擴大。事實上，大專教育是年青人向上流動的重要途徑，考入各大專院校，無疑是很多人的心願，但書中自有黃金屋等勸人勤學就可得到財富和成就的傳統智慧，已經愈來愈欠缺說服力。在學歷通脹的今天，對很多公開試成績不佳的學生來說，讀副學士很難聯想到黃金屋，更多人聯想到的，是學費、學債的重擔。如果他們選擇繼續進修，又要背上近二十萬的學債，但這些學歷，又未必讓他們在求職市場上，取得合理的薪酬回報。教育太昂貴，讓人負擔不起，以致學生債台高築，成為市民對教育產業化不滿的原因之一。

在現時自資課程的自負盈虧政策下，要減輕這批副學士學生的學債負擔，辦法不多。有一點可以考慮的，是引入新的學生貸款計劃。現時學生資助辦事處的貸款計劃，償還的貸款是依每季固定的還款額，即是不論學生每月入息多寡，都要在十年內清還。一些收入低的畢業生，每月償還的貸款可以高達月入的兩成，生活負擔相當沉重。筆者認為，可參考澳洲和英國的做法，引入「以收入作為償付基礎」的貸款計劃入手，減輕學生的負擔。在此計劃下，學生每月的還款額，可按其入息的若干比例，作為還款額上限，讓學生以較低的還款額，以及較長的時間償還貸款，以助畢業生作較佳的人生規劃。

總結：貿然放棄教育產業非深思熟慮

教育淪為商品的問題，已逐漸將教育為培育人才的原則邊緣化；將本少利大的課程最大化；將藝術文化人文學科最少化；將院校和學生關係功利化；更為香港和內地的學生帶來嚴重的分化，令社會對教育產業化幾乎是一面倒的反對。但這樣是否說明產業化的方向是錯誤呢？筆者的答案是否定的。產業化的方向，應是鼓勵辦學，吸納世界各地的人才來港接受教育，並配合更完善的人口政策及出入境配套，為香港匯聚人才，發揮教育產業化的效益，在全球化的大環境下，提升香港的軟實力及競爭力。因此，當局急切要做的，不是在未經社會討論，沒有深思熟慮的情況下，就貿然放棄產業化的政策。政府要放棄的，應該是積極不干預的思維，思考如何提供政策上的配套，完善對院校的監管，認清問題的核心，讓產業政策重回正軌，令香港社會和學生能真正受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