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感謝文化論政專欄邀請我撰寫文章，就今次換屆選舉經驗作總結。正如很多評論指出，今次是自佔領中環和政改後的首次選舉，是不同立場的人士和黨派在經歷多次政治運動後的一次角逐，在這種氣氛下，功能界別選舉比過去的換屆選舉更加政治化，亦有更多公眾關注。按我的印象，傳媒舉辦的論壇數目比去屆多兩三倍；而我的對手也是以政制議題為主打，以「內爆功能組別」、推動雙普選為目標。

政治議題主導的選舉

事實上，《基本法》已明確指出立法會是以全面普選為目標，行政長官也是以「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故此大家在政制發展的目標上是一致的，分歧是在於過程：有人希望一步登天，而我則認為要顧及各種客觀現實的限制，與中央政府作更好的溝通，一步一步走，這樣才能讓「一國兩制」能持續發展。

擴大代表性是「如何做」的問題

選舉期間，亦有不少朋友提出擴大「體演文出」功能組別代表性的問題。其實，這不是「應否做」的問題，而是「如何做」的問題。我在多個選舉論壇中指出，我們界別必須先考慮如何建立一個客觀的選民確認制度，就文化藝術組別而言，藝術發展局代表選舉是一個可以參考的模式，假設就文化組別可達致共識，但體育、演藝和出版3個組別又如何處理呢？此外，又如何避免某一組別獨大，導致界別內4個組別失衡，這都是擴大本界別代表性時，必須處理的難題，這也將會是我未來的工作目標之一。

我認為，這些政治議題上出現的分歧，不應該令大家走到各不相容的對立面。事實上，在各個界別的政策範疇政綱，大家亦有一些相同看法，例如我和體育業界所關心的啟德體育園區，我的對手亦於政綱中表示支持盡快興建；我和出版界一直倡議的授借權機制亦是。此外，棲身於工廈的業界，亦要面對牛頭角大火後政府加強執法的後遺症，也是大家十分關心的議題。

共同努力 處理業界問題

我很希望在未來的4年，能與包括周博賢先生在內的業界共同合作，一起克服業界面對的挑戰。有些容易被政治化的業界議題，更希望大家可以共同消除公眾的誤解，推動業界的發展。

先說啟德體育園區，由於多項工程成本急速上升，公眾對大規模的工程撥款尤為關注，工程項目易被扣上「大白象」的帽子。在去屆立法會，啟德體育園的顧問研究撥款亦受拉布影響，多次被延遲。按照政府的計劃，將在年底向立法會提交文件，預計最快明年申請撥款，工程費用是否仍可維持在前年估算的250億元，會否得到新晉議員接納，到目前仍是未知之數。我和業界都很希望，啟德體育園區計劃能盡快上馬，達到2018年動工，2022年竣工的目標。

第二是在公共圖書館引入授借權機制。香港本地書的市場狹窄，但一些熱門的本地書，圖書館會購入兩三百本，借閱次數每年多達二三千次，直接影響到本地書的銷量。事實上，為了保障本地文化和出版行業，國際上已有數十個國家和地區引入授借權，當讀者向公共圖書館借書時，政府（非借閱者）要繳付版稅予作者和出版商，一來給予作家和出版社合理回報，二來可以鼓勵本地的文字創作。

我和業界一直做研究，游說官員，要求政府在香港引入授借權，但坊間對此存在極大誤解，曾有議員指「政府把版權要保護的知識和文化創作變成奢侈品，令窮人無法負擔。下一個回合，政府甚至會提出，到圖書館借書的人要繳付版權費。」在推動授借權上，我很希望大家能以保障本地出版的角度出發，不分黨派，共同合作，消除誤解。

最後是版權修訂條例的問題，這亦是我與周先生存有較大分歧的業界議題。版權條例被拉倒，令香港的版權保障十多年來都無法更新。儘管大律師公會和律師公會都認同是次修訂的草案，但草案仍然被部分人扣上「網絡23條」的污名。另一方面，周和網民提出的「開放式豁免」等建議，業界並非完全否定，但由於這些建議在外國也缺乏實踐經驗，業界希望以穩紮穩打為主，先通過政府的草案修訂，之後再作檢討考慮，不宜冒進。

故此，我很希望反對的一方能對業界多一點信任，了解業界面對的困難，讓大家同意「先通過後檢討」的建議。可惜的是，商經局局長蘇錦樑已表示本屆政府不會推出新修訂的《版權條例草案》，恐怕版權修訂的工作，又再被拖延。當然，即使版權條例重新再作諮詢，大家一定要回歸理性，以事論事，建立互信，才能減少網民的疑慮，就修訂取得共識。

香港社會存在的政治分歧和社會撕裂，相信難以因為立法會選舉的結束而有所緩和，但正如我在政綱所言，我們不可能靠對抗和對罵來緩解矛盾，溝通對話，回歸理性，盡量尋找社會最大公因數，才是處理目前的唯一方法。我希望在來屆的立法會，能以聆聽建立互信，以包容化解分歧，以合作推動發展，為業界搭建一個更大的舞台。

(刊於2016年9月19日《信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