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之初，特區政府推動知識型經濟，投放更多資源發展專上教育；18年後的今天，擁有大學學歷的人愈來愈多，在學歷通脹之下，大學生的「身價」亦隨之貶值。

與此同時，世代矛盾加劇，不少人對年輕一代的苦況欠缺了解，甚至把部分年輕人標籤為「廢青」。近日新論壇與新青年論壇發表的「香港各世代大學生收入比較研究報告」，或許能幫助大家從另一個角度了解年輕人面對的困境。

數據反映青年困境

研究從統計處取得1993至2013年大學生收入的數據，先按出生年份把他們分為6組，分別是1964-68年、1969-73年、1974-78年、1979-83年、1984-88年和1989-93年，再按消費物價指數調整後，比較不同年代大學生的起薪點和增幅。報告有幾組數據特別須要注意。

一、起薪點

愈年輕的大學畢業生，起薪點愈低。1989-93年出生的大學生起薪點中位數每月只有10860元，較1969-73年出生的大學生低2298元。很多人會勉勵大學生，初出茅廬不宜只向錢看，待工作經驗增加，收入自然會有可觀的升幅。不過，這句話已愈來愈無說服力。數據顯示，由20-24歲到25-29歲，1969-73年出生的大學生薪酬增幅達45.6%，但1984-88年出生的大學生，增幅已降至25.6%。

二、學歷與職位錯配

1993-2013年的20年間，擁有大學學歷的勞動人口增加近70萬人，而同期的高技術勞工數量只是增加66.5萬多個；從事低技術職位的大學生從1993年的18100人，增長至2013年的131600人，升幅達6.3倍。期望與現實落差大，也許能解釋年輕人的沮喪。

三、薪酬貶值

當引入樓價指數作分析，年輕一代的薪酬貶值更為明顯。25-34歲應是「當打」的年紀，薪酬應有明顯的躍升，也開始進入適婚年齡，有置業需要；因此，研究引入這6組大學生在其30-34歲的樓價指數，以了解他們在此年齡層內的薪酬增幅與當時樓價的關係。

研究發現，1964-68年與1969-73年出生的大學生，在其25-29歲過渡至30-34歲的增薪幅度較大，置業能力有可觀的改善；而1974-78年以後出生的大學生的增薪幅度，開始追不上當時的樓價升幅。

以新界一個430呎單位的平均呎價為例，一呎價佔1964-68年與1969-73年出生的大學生月入約30%，尚可負擔；但以2013年樓價指數計算，一呎價卻佔1989-93年出生的大學生月入的61.8%。更令人擔心的是，這兩年來的樓價指數已由242.4點升至今年6月的300.7點，樓價蠶食增薪的幅度，已進一步惡化。

上述研究說明「大學生收入增長放緩、置業困難」是有統計數據支持，並非單純「唔肯捱」般簡單。的確，筆者成長的年代，有很多令人鼓舞的奮鬥故事，但很大程度取決於當時正在發展的社會環境。時移世易，香港經濟已日趨成熟，難有過往的高速增長，以過去的成功經驗套用在現時的年輕人身上，是欠缺說服力的。

當然，政府不能保證每個人都能向上流動，但當大部分人的努力都不能帶來合理回報、當大學生工作10年也不能靠自身能力置業組織家庭，那便是一個社會問題了。增加資助房屋，促進社會流動，相信已經是今天香港社會的共識，在此不贅。筆者認為，制訂產業政策，讓市場可提供多元的就業機會，也應是改善青年向上流動的重要方向。

建立多元就業出路

現時四大支柱行業佔了本地生產總值六成，僱用了一半本地勞工，當中大部分屬於服務性行業，能提供的優質就業職位不多。雖然政府曾提出發展六大優勢產業，但卻未有積極推動。

以筆者較熟悉的文化創意產業為例，近年很多成功發展的地區，都是當地政府在政策、法例、人才和融資等方面作大量投入的結果；反觀特區政府雖然提出如「電影發展基金」、「創意智優計劃」之類的財政支援，但卻停留於「件頭式」的資助，缺乏一套完整的發展策略。

事實上，本地文化創意產業甚受年輕人關注，而近年愈來愈多國際藝術展、 藝術品拍賣等活動選擇在香港舉行，足證文化創意產業有發展的空間。

又如受年輕人熱愛的體育運動，其實也可以朝產業化發展。體育產業包括體育運動培訓、用品供應、場地管理和推廣等行業範疇，發展潛力龐大，而舉辦大型體育賽事，更可帶來直接的經濟收益。

很多國家皆視體育產業化為推動經濟持續發展的重要力量，惟獨特區政府仍然「慢半拍」，例如興建啟德體育城的願景，已由董建華政府時期醞釀，歷經10多年，最近才開始前期工程；反觀新加坡政府由籌建當地的體育城到落成啟用，只用了7年時間。

如果政府懂得善用政策，把具發展潛力的文化創意和體育活動朝產業化發展，將有助在四大支柱行業以外，建立更多元化的就業和出路，為年輕人提供更多選擇，增加向上流動的空間。

(刊於2015年8月17日《信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