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我自己非常關心香港數碼廣播有限公司(下稱“DBC”)出現的問題，在多個場合，我都曾經主動要求蘇局長積極跟進事件，嘗試協調股東之間的糾紛，而在兩次的公聽會中，我都有出席，聽到很多市民的聲音，要求政府更積極地處理DBC所出現的問題。

在過去的討論和今天的討論，對於政府是否介入DBC的問題，看到有兩種主要的說法。

一種說法是，一段應該屬於保密的內部會議對話，被人在網上廣泛傳播，令人擔心DBC的股東是受到外力干預，不願繼續注資，事件會影響香港的言論自由，要求進行調查。

另一種說法是，DBC目前的情況，只是屬於商業糾紛，這涉及到DBC的營運和經營、股東對DBC投資回報的考慮。事實上，DBC自開台以來出現嚴重的虧蝕，股東是否信任目前的管理層、是否願意繼續投資是股東之間的選擇，政府事實上是很難作出干預。

對於這兩種政府應該介入和不應介入的說法，我都有一些保留。首先，說到股東受外力干預的問題，如果那一段錄音帶是關鍵的證據，說明立法會要進行調查，我的看法是，正如很多評論指出，這是一段十多個月前的錄音，如果股東真的是受外力干預而決定不注資，那應該是一年多前發生的事，而不是這幾個月發生的事。在電台試播的一年多內，我也看不到DBC的評論受到任何限制，又看不見錄音帶提到的所謂“外 力”的干預，對DBC的運作帶來任何實質的影響。故此，我在較早前的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及內務委員會會議中，都對成立專責委員會投下反對票。事實上，就一間電台的營運，持牌人在尋找股東的時候，本身有否就股東的組成作出政治考慮？這是我們可以探討的角度，但這也是屬於股東自己本身的選擇，外人很難完全瞭解。

但對於第二種說法，我是部分同意，政府不應隨隨便便干預，介入股東之間的商業糾紛。但是，DBC絕對不是一間普通的營商公司，有別於一般的商業機構，涉及香港數碼電台廣播的發展，有兩點我想特別提出：第一，相比其他大城市，香港數碼廣播的發展起步較遲，在2010年才開始發牌，比其他地區落後十多年。而DBC是香港首間數碼廣播電台，是數碼廣播的先行者和最大經營者，我在聽證會中收到很多電子郵件，我知道DBC確實有一批忠實的聽眾，可見經營者曾經努力開拓這個新市場。如果政府發展數碼廣播的政策不變，就應該主動關心DBC的營運狀況，認真瞭解問題所在，在許可的情況下，調解股東之間的糾紛，協調DBC履行發牌條款，並確保行業有足夠的競爭，這是政府作為發牌者應有的責任。

第二，數碼廣播的發展是否成功，亦影響到香港作為亞太區廣播樞紐的形象。看其他地區的經驗，電台數碼化要跟傳統模擬廣播競爭，挑戰是非常大的，失敗的例子也不少。我記得鄭經翰先生在2010年6月成功取得牌照時所寫的一篇文章，亦用“這是一個非常大膽和進取的決定，在投資上不無風險”來形容自己投資的決定。既然政府決定發展數碼電台廣播，除了關注DBC的經營問題，也應要從宏觀政策角度，看看要採取甚麼措施，去促進數碼電台廣播的發展。按Global

Digital Radio Broadcasting 9月份的資料，現時在市場賣出的數碼廣播收音機只有10萬個，覆蓋率大約有七成，單從數字看，數碼廣播的基建，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在不涉及公帑的情況下，政府如何促進業界的發展，向公眾宣傳數碼廣播的優點，這些問題，其實是政府應該關注和思考的。

主席，聽眾和廣播從業員對於數碼電台的發展充滿期待。聽眾希望數碼電台帶來更多的選擇，聽到更多元的不同聲音。至於廣播從業員，亦希望數碼電台能帶來更多的就業機會、更大的發展空間。我同意，政府絕不應隨便介入商業機構的股東糾紛，但“不介入商業糾紛”不等同“不聞不問”，亦不應只是“密切關注”。我認為政府在DBC的事件中，有調解糾紛、協助行業發展的角色。當社會有事情發生，公眾利益可能受損時，政府便應關注，嘗試進行協調。奧運的直播權便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主席，雖然我反對陳偉業議員的議案，但我很想借此機會再次向政府說明，政府在推動數碼廣播的責任方面，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多謝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