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主席，今天的議題是討論如何支援60歲至64歲的長者，我相信部分原因與政府於今年年初實施將長者綜援申請門檻提升至65歲的措施有關。對於這個決定，本會不少同事早前均表示反對，亦通過了無法律效力的議案，要求政府擱置修訂。隨後，政府宣布增設就業支援補助金，並暫緩因申領人不參加中高齡就業計劃而扣減200元的安排。政府重申要鼓勵長者就業，但相關政策支援明顯不足。

誠然，二戰後的嬰兒潮一代逐漸退休，香港與世界不少經濟體同樣面對勞動力減少的問題。在醫療及生活質素不斷改善的情況下，不少長者過了退休年齡仍然繼續工作，一部分是屬於可以工作的，一部分是需要工作，又或者兩者都是。他們要面對的問題，亦稍有不同。政府統計處的資料顯示，在1997年，60歲至64歲的勞動人口只有82 000人，到了2012年增加了1倍，而到2017年，達到236 000人，勞動人口參與率達45.5%。故此，60歲至64歲的長者，如果身體狀況仍然良好，並且有工作能力和意願，他們確實可以為社會補充一定的勞動力，但前提是政府必須消除一些阻礙他們就業的障礙。今天的議題 讓我想起一齣電影 "見習冇限耆 "，是有關一位年屆70 的長者在時裝公司做實習生的故事，道出了富有經驗的長者對社會的貢獻尤其珍貴。在現實中，一般重返職場的長者員工要得到戲中主角受上司及同事愛戴的待遇，相信有一定難度。

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在2016年發表《職場年齡歧視的探索性研究》報告，報告顯示超過三分之一受訪在職人士認為，香港職場年齡歧視的問題是"嚴重"及"非常嚴重"。大部分受訪者相信年長職員更容易遭受年齡歧視，尤其是50歲以上的人。他們因年齡而被剝奪晉升機會、收取較低工資、在縮減人手時容易受僱主針對。如果這些問題得不到解決，又談甚麼支援長者就業？

當然，有時候僱主並非刻意歧視長者，但長者員工的醫療保險費較一般員工高1倍，而在勞工保險方面，據早前有中小企商會指出，亦較一般員工高一至兩成。平機會更指出，甚至有保費高3倍的情況。又例如，聘請長者員工，其強積金戶口不足以對沖員工退休時的長期服務金，但僱主又不想填補差額，這些額外成本對中小企的影響很大，變相令僱主增加壓力，不願意聘請長者。

故此，政府亦應考慮提供誘因，令企業更樂於招聘長者。現時中高齡就業計劃向僱用60歲及以上僱員的僱主提供6至12個月、每月4,000港元的資助，是本港僅有促進年長人士就業的措施。政府可以多考慮參考日本及新加坡政府的經驗，盡早就打擊職場年齡歧視進行立法，保障願意繼續工作或重返職場的長者享有平等的工作機會，並研究可行措施，以資助僱主繼續聘請長者員工或聘請新的年長僱員；在保費問題上，政府亦應檢討現行僱員補償聯保計劃的成效，研究支援非高風險行業的僱主。

關於回復長者綜援申領門檻至60歲的問題，政府當初的做法固然令人不能接受，而後來增設相當於長者綜援差額的1,060元就業支援補助金，以及暫緩扣減資助，也只是回應了本會的部分意見。如果提升門檻的原意是想鼓勵長者就業，而非節省開支，我認為政府更應該做的事，就是積極改善長者就業的配套，提供更多誘因，令長者選擇自力更生。

至於原議案建議將長者的醫療券、長者生活津貼、高齡津貼及"2 元乘車優惠"的年齡門檻降低至60歲，原則上我是支持的。如果社會有足夠能力承擔，增加福利固然無可厚非，對曾經為社會作出很大貢獻的長者給予一定的支援，亦是應有之義。但是，必須考慮我們的承擔能力。

據政府統計處預測，在2019年60歲以上人口有190萬人，當中60歲至64歲人口佔57萬，放寬受惠資格將涉及大量公共開支。考慮到人均壽命及長者人口將持續增加，有關建議將會大幅增加政府的財政承擔額。是否應該及早推行或如何推行，我認為也須審慎思考，準確地評估。不過，一些涉及較少開支的計劃，例如長者咭、長者牙科服務、長者健康中心、疫苗接種計劃等，在不致於大幅增加公共開支的前提下，政府值得考慮盡快研究放寬受惠資格，盡量加強對60歲至64歲長者的福利支援。

代理主席，香港是目前全球其中一個人口平均壽命最長的地區，如果長者身體狀況良好、有工作能力，而且願意工作，除了立法禁止職場年齡歧視外，政府亦有責任營造一個長者友善的工作環境，並完善政策配套，包括津貼、培訓及行業配對等，以發展香港的銀髮就業市場。同時，政府亦應該密切留意處於公共福利金計劃以外的中老年人士，在適當的情況下，盡量給予他們支援。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