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主席，最近政府增加公營房屋供應比例，回應市民特別是年青一代的訴求。然而，假如土地供應不足，調整數字恐怕只會是口惠而實不至。故此，政府必須加緊進行覓地建屋的工作，以確保7：3的供應比例能夠落實。

今天的原議案和修正案就增加土地供應提出不少建議。原則上，這些建議大部分也值得支持，例如發展新界的農地和棕地——不論是引用《土地收回條例》收地，抑或是通過公私合營發展土地——均值得馬上研究及盡快實施。而香港房屋委員會加入"未補價資助出售房屋——出租計劃 "、盡快重建高齡公共屋邨及增加地積比率等措施，均應該盡早進行規劃。可是，除了發展房屋外，政府也要平衡整體經濟、民生和社區發展的土地需求。

將不宜建屋的土地發展為房屋，只會事倍功半，窒礙其他發展。原議案及修正案當中有個別建議選項確不宜撥作房屋用途。以空置校舍為例，社會一直有聲音希望政府用作發展文康設施。在 2018年，我動議"開拓場地，創造空間，支持本地文化藝術及康體發展"的議員議案中，促請政府善用空置校舍作文化藝術或體育用途。事實上，不少空置校舍位處鄉村偏僻位置，缺乏交通配套承托大型房屋發展，而部分位於市區的校舍，即使要建屋，也只能作插針式發展。如用作填補過去規劃不足，供文康體育，以至滿足安老等空間需求，相比起過渡性或短期的房屋用途，其社會效益將更明顯。

此外，軍事用地實在不宜建屋。所謂養兵千日，用在一時，即使現在是太平盛世，也需要具備憂患意識，在各區保留若干空間作軍事用途。這些用地改建為房屋後將會不能逆轉。故此特區政府可與中央政府協商，釋放部分軍事用地空間，改作其他容易逆轉的短期兼容用途，例如公共服務、文娛康樂。這做法或會更值得考慮。

至於發展粉嶺高爾夫球場，身為業界代表，我要表明反對。即使是局部發展，我也頗有保留。我必須指出，為了滿足土地需求，而犧牲本地體育發展，絕不是理想的發展模式。

代理主席，粉嶺高爾夫球場是本地唯一符合舉行國際級賽事的場地，也是訓練本地運動員的重要基地。香港的高爾夫球運動員正不斷努力，為香港爭取佳績，包括首位獲得美國女子職業高爾夫球巡迴賽參賽資格的陳芷澄、去年代表香港出戰香港高爾夫球公開賽的4位球手林子豐、黃帥銘、張雄熙和賴家朗——當中張雄熙更成功躋身決賽，以及參加香港女子高爾夫球公開賽的陳婥兒和丁慧中等。很多同事發言攻擊高爾夫球場是權貴俱樂部，我認為這種說法未免過於煽情。

有意見認為，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作建屋用途後，可以另行覓地遷移高爾夫球場，但如果香港有土地，為何不直接建屋，而要勞師動眾，究竟邏輯何在呢？一些環保團體反對填海，又反對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建屋，理由是要保護生態，但收回高爾夫球場，移除國家一級古樹，影響稀有昆蟲的棲息地，便不算是破壞生態環境嗎？佔香港面積四成的郊野公園共有44 000公頃土地，是否神聖不可侵犯呢？只是動用邊陲地帶的5%，便可以獲得2 200公頃土地，按照一般的建屋比例，可建316 000個單位，容納80萬人居住。當然，我並不是指必須優先發展這些郊野公園的邊陲地帶，只是想帶出，如果我們寧願犧牲體育運動發展，而不願意利用生態價值較低的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建屋，是否雙重標準呢？

代理主席，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提出的粉嶺高爾夫球場局部發展建議，只能興建
4 600個住宅，對房屋需求而言，根本是杯水車薪，但對於本地高爾夫球運動而言，卻是十分嚴重的打擊。放眼亞洲，香港總面積1 100平方公里，人口740萬，新加坡面積 720 平方公里，人口560萬，人口密度比香港還要高，但新加坡最少有大約17個戶外高爾夫球場，而新加坡的居住條件亦較香港優越得多。另外，東京約有20個戶外高爾夫球場，而香港目前只有6個戶外高爾夫球場。故此，要是會內同事認為粉嶺高爾夫球場未獲善用，我們更應該站在同一陣線，共同要求球場管理方擴大對公眾開放，加強向公眾推廣高爾夫球運動，以惠及社會，而不是犧牲本地罕有的場地及本地高爾夫球運動的發展。

事實上，隨着新界東北逐漸發展，四周將會興建不少高層住宅和商業大廈，充分綠化的粉嶺高爾夫球場正好擔當區內"市肺"，發揮緩衝作用，就好像維多利亞公園之於銅鑼灣，九龍公園之於尖沙咀。

香港土地短缺，帶來的不單是住屋問題，各行各業的發展空間也同樣受到擠壓。故此，我認為政府應該多管齊下開闢土地，不論是棕地、閒置農地、近岸填海(包括人工島)等，均應該一併考慮，同時要兼顧不同的社會需求，包括文化藝術、康體設施和社區設施等。我謹此陳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