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香港人口老化，短期內不可逆轉。根據政府統計處的數字，65歲以上長者的人數，將會在2036年增至237萬，佔本港總人口約31%。為長者晚年的生活預早作出規劃，顯得迫在眉睫。將心比己，在晚年能夠居家安老，與子女親人同住，當然最理想不過，這亦是政府政策的主軸。

但是，受制於居住空間或長者本身的身體狀況、需要照顧等因素，很多長者需要入住安老院舍。這亦衍生了本地院舍宿位不足的問題，並對土地的需求增加了很大壓力。根據社會福利署的資料，截至今年4月底，共有38 000人輪候入住院舍，平均輪候時間為24個月，很多長者等到過世仍然未能得到宿位。因此，跨境安老近年在社會獲廣泛討論，特首林鄭月娥亦就此在早前開腔。

事實上，前特首在2014年已經推出了"廣東院舍住宿照顧服務試驗計劃"，向賽馬會兩間分別位於深圳及肇慶的院舍買位，資助正在輪候院舍的長者入住。而某些長者福利計劃，例如"廣東計劃"，則容許長者在內地領取高齡津貼("生果金")，無需回港。然而，政策原意雖好，享受到的長者人數卻不似預期，兩間院舍仍然有大量空置宿位供申請；而"廣東計劃"的申請人數，則由2014-2015年度的17 000多人，逐步減至2016-2017年度的14 000人，反映不少受惠人士選擇退出，並遷回香港。

從現有計劃的成效來看，我認為當局不能單靠將本地現有的福利計劃延伸至內地使用，便可吸引長者北上安老，反而應該有更周詳、更通盤的考慮。不少長者反映，北上安老與否，主要有3點考慮：第一，是本地福利的可攜性；第二，是長者移居內地後的醫療問題；第三，是要方便親友探望。

第一點有關福利的可攜性，是政府現有政策的着眼點。除了剛才提到的計劃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亦可以不受地域限制，在移居內地後領取。但畢竟，不是所有福利都可以在內地使用，因此，在今天的議案及修正案中，有同事提出了很多提升福利可攜性的方向，包括：為長者生活津貼和傷殘津貼推出跨境可攜性安排，取消現時在公共福利金計劃下各項福利的離境限制，方便長者北上安老。這些我都是贊成的。

有關第二點的醫療問題，最為長者關注。長者需要求診的機會很多，能否解決相關問題，成為他們考慮是否北上安老的關鍵因素。由於內地醫療系統未及香港完善，醫療水平暫時未能取得長者的信任，部分人亦都未能負擔當地的醫療費用，所以最好的方案，當然是在內地享用香港式的醫療服務，令長者求醫時，不需要中港兩地奔走。

以我所知，目前香港大學在深圳設有一所醫院，長者更可在此使用醫療券。問題是，相關的服務並未普及，而且服務點僅限於深圳。若要有助解決北上安老的醫療問題，政府當局可以考慮推出措施，鼓勵更多本地的服務提供者到內地開辦醫療機構，並與內地相關部門商討，簡化本地醫療人才到內地執業的程序，同時將醫療券的適用範圍，延伸至這些醫療機構。此外，亦可對相關持份者提出的建議，例如病歷轉介，作出研究。

至於第三點，有關方便親友探望，政府當局角色相對較為被動。我相信大部分長者都希望子女和親友可以住在附近，方便照顧之餘，也有家人陪伴。為此，當局可以做的不多，只能從完善交通網絡入手，縮短交通時間，拉近距離。但是，在高鐵及港珠澳大橋開通後，會增加不少交通方便。我覺得政府亦可以盡量鼓勵一些安老服務的經營者，在內地經營質素良好的安老社區，提供全面又貼心的服務。這是政府可以考慮的一個方向。

此外，更重要的是，當局需要有恆常途徑向長者解釋北上安老的選擇，提供生活環境、福利及醫療等資訊，讓長者在有充足資訊的前提下，對自己的安老生活作出合適的安排。

最後，我想重申，在跨境安老的議題上，政府的角色是要做好規劃，完善相關的配套政策，讓長者可以有多一個選擇，而非施加任何壓力，令長者離開香港。故此，當局仍然要盡力照顧決定留港安老長者的需要，繼續改善本地的安老配套政策，包括增加居家安老的支援、增建院舍宿位等。

就一些同事提出的修正案，我不贊成將跨境安老的安排及改善本地安老的政策，作對立及具排斥性的理解。

主席，我謹此陳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