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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施政報告辯論
17.02.2017
主席，這是我的第一次發言，我會重點談談與業界有關的部分。
主席，在體育發展方面，現屆政府初時為了覓地建屋，曾打算更改啟德體育園區的選址，亦曾就體育運動欠缺經濟價值的言論作出討論。後來，啟德體育園區正式落實，並委任了體育專員。再者，今年施政報告提出在未來 5 年推出 26 個增建或重建體育和康樂設施的項目、向"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注資 10 億元、鼓勵公營學校進一步開放學校設施等，體現了特區政府對體育運動的社會和經濟價值的認知，我認為是值得肯定的。
多年以來，香港的體育發展一直受場地不足的問題困擾，公眾沒有足夠的場地進行體育運動，而體育團體亦欠缺場地進行練習或舉辦體育活動，對體育普及化及精英化均有一定影響。在 2015 年的施政報告中，政府已經提出關注，決定在體育委員會轄下成立小組，研究體育設施的需求情況及作出建議。在研究未有結果前，政府率先回應場地不足的問題，提出增建康體場地，以彌補不足。雖然部分場地的要求其實已提出多年，現在能夠落實，總算是好事。
在興建新的體育場地時，我希望政府能在設計過程中多考慮體育界的意見。他們過去曾多次反映，即使有新體育設施落成，但其設計通常都是"半桶水"，例如分牌的位置不正確、燈光不足夠，問題層出不窮。有一些新建的游泳池，例如觀塘游泳池和中山紀念公園游泳池，雖然可以舉辦大型賽事，但水池的實際深度卻差 0.1 米才符合國際標準。體育界作為場地的主要用家，希望政府能認真諮詢和考慮他們的意見，不要再讓新場地重蹈覆轍。
另一方面，在場地有所增加的情況下，當局亦應考慮選取部分新或舊場地，撥給某些體育團體作為專用場地，為其項目提供專用設施，並調整場地的設計至符合國際比賽的標準，讓一些體育項目可以在固定的場地進行培訓，以及舉辦國際或區域性的比賽。
施政報告亦提出，教育局會與民政事務局一起鼓勵公營學校進一步開放學校設施，這說法回應了我提出多年的訴求，為體育團體提供更多可使用的場地。現時，不少學校均設有多用途運動場地，附設良好的設施，但在假日和晚上，大部分都是閒置的。如能善用這些空間，可紓緩體育界所面對場地不足的問題。因此，我在去年委託浸會大學體育系劉永松教授進行"鼓勵中小學借出閒置體育場地政策之研究調查"，以了解學校現時向外借出場地的情況，探討如何可以鼓勵學校租借場地。研究發現，目前只有 23%的中、小學有外借場地的政策，有五成多的學校表明不願意借出場地。學校不願意借出場地，主要是因為需要額外資源，而保安和法律責任等問題亦未能妥善解決。事實上，學校外借場地並非零成本，涉及額外人手和資源(例如行政和電力開支等)，但收取的租金卻須與政府分帳，學校最終所得的收入不一定能平衡開支，而且開放學校設施，讓外來人士使用校舍，其間學校的保安、外來人士的管理和安全問題，以及所牽涉的保險問題，都是學校所顧慮的事。
施政報告提出推動學校開放校舍，但沒有具體說明如何落實。我希望政府日後落實有關建議時，能針對學校的上述憂慮，增撥資源，提出解決方案，為學校提供誘因，鼓勵它們開放校舍。如果開放校舍的政策運作順暢，我希望能進一步開放學校的設施和空間予文化藝術團體，善用社區資源和空間，為它們提供更多可用的場地，亦讓市民有更多元的文化生活空間。
主席，在多項增加場地的措施下，加上啟德體育園區的配合，我相信能紓緩體育場地不足的問題。至於施政報告提及把運動場改作會展用途及提供新潮的康體運動設施，我希望政府在考慮任何改建工程前，必須充分諮詢持份者的意見，例如學界和體育界等。同時，政府必須做到無縫銜接，確保學界或專業培訓團體不會因為改建工程而缺乏場地舉辦比賽或學校運動會，例如可以在啟德體育園區的公眾運動場落成及啟用後，才開始改建工程。同時，政府亦可以考慮提供資源，提升港島區部分運動場地，以至一些學校擁有的運動場地，確保學界賽事可持續舉辦，不會出現空窗期。
除了硬件的投入，軟件的支持也不容忽視。雖然今年施政報告提出再向"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注資 10 億元，但注資的力度並不足夠。在 2011 年，政府曾撥出 70 億元成立基金，希望透過每年的投資回報，支持香港體育學院("體院")的營運，為精英項目及精英運動員提供各項支援。按當時的估算，將 60 億元存放於香港金融管理局，每年的投資回報約為 3 億 6,000 萬元；當時體院的開支約為 2 億 7,000 萬元，利用這投資回報應付體院的開支，可說是綽綽有餘。
但是，時至今日，體院所支援的精英項目及運動員數目逐漸增加，估計及期望未來亦會持續增長，而體院對運動員的支援也越來越多元化，無論在運動培訓或就學、就業、退役等方面，體院均設有支援措施，開支自然有所增加。過去兩年，體院的開支每年達 4 億多元，在 2014-2015 年度是 4 億 3,000 萬元，2015-2016 年度則是 4 億6,000 萬元，投資回報的收益並不足以應付開支。我們相信，若要本地精英體育項目持續發展，便須支持更多精英項目和運動員，故此體院的開支只會越來越高。因此，我希望政府能審慎考慮增加對基金的注資額，讓體院有更充裕的資源，投放在本地精英運動員身上。
主席，除了要加強對體院的支持外，一些體院以外的精英培訓工作，例如在整個精英培訓系統下，於運動員獲甄選接受體院培訓前的階段，對相關教練的支援及對相關體育團體的支持，均非常重要。而其他沒有納入為精英項目的體育項目，亦需要政府的投入和支持。事實上，由於有關團體缺乏政府的資助，目前只能自食其力，苦苦維持，調動自身的資源，以推動該等項目的發展。因此，如何將這些項目逐步納入政府的支援網，或加強有關團體與企業的聯繫，協助他們爭取企業的贊助和支持其發展，均是未來應該要考慮的方向。
另一方面，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港協暨奧委會")和各個體育總會，是本地體育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政府應加強對它們的支援，包括採取措施提升體育行政人員的薪酬和待遇，吸引人才加入體育行政的行列，以及協助港協暨奧委會及各總會加強管治，增加透明度，強化業內人士的參與，以回應社會對它們的期望；長遠來說，對香港的體育發展也有裨益。
我亦想指出，體育不單有重大社會效益，也有一定的經濟貢獻。但是，我們談論發展體育時，鮮有提及商界的參與。小至普通的商業贊助，大至更深層次的體育產業的發展，均涉及商界的參與。不少大型體育盛事均能夠持續發展，並且有穩定的收入，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便是其中一例。除了營辦活動外，體育產業還包括體育器材、設備、運動醫療、體育科技等範疇，這些範疇均有一定的發展潛力。若香港能推動體育產業的發展，一方面可以為體育總會的發展帶來更多資源，令體育項目的水平得以提升，並吸引更多市民參與體育運動；另一方面，亦可以為香港的運動員和青年人提供更多出路，為本地體育的可持續發展帶來正面的影響。
最後，我想再重複提醒政府要落實對體育政策的檢討。事實上，我在上屆立法會提出有關"評估'體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政策的成效"的議案，要求制訂長遠體育政策，從政策及架構、資源、場地和設施等各方面支援本地運動發展，並鼓勵市民更多參與體育運動，有關議案獲得立法會通過。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亦在倫敦奧運會結束後表示會借鏡英國，全面檢討本地體育政策。我希望政府不要再將體育界的訴求及政府的承諾放入"櫃桶底"，要認認真真，展開對體育政策的檢討。
接着我想談談文化方面的事宜。在文化藝術方面，今年的施政報告除了就西九文化區提出新的財務安排外，並沒有就本地文化藝術發展提出新的支援措施，而在政府最後半年的任期，我們亦難以期望政府會檢討文化政策。當然，我個人對此感到有點失望。
至於為西九文化區作出的新財務安排，將文化區的商住發展權授予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西九管理局")，讓西九管理局透過出租物業獲取收益，從而持續營運西九文化區，這種安排也可算是另一種注資於西九文化區的方法。
主席，2008 年，政府向西九管理局提供為數 216 億元的一筆過撥款，用以發展西九文化區。由於過去數年建築成本不斷上漲，加上文化區的規劃時間較預期長，216 億元的撥款已經遠遠不足以完成整項西九文化區計劃，以及維持其日後的營運。同時，近年地價不斷持續增長，西九文化區商住地皮的價值理應亦已倍升。因此，我過去曾經建議，政府應該因應地價的上升，額外向西九文化區注資，以確保西九文化區得以順利落實原來的規劃。
當然，政府選擇將西九文化區的商住發展權授予西九管理局，為西九文化區提供資源以持續發展，我是認同的。然而，將商住發展權撥歸西九管理局後，西九管理局難免需要將部分力量用於管理有關物業及其發展權，很容易會分散了其注意力。我必須強調，我作為西九管理局的董事，我在董事局的討論中表明，西九管理局的責任和主要工作是落實西九文化區的願景，推動香港文化藝術的長遠發展。我不希望商住發展權撥歸西九管理局後，西九管理局會將其專注力轉移至物業發展上，令西九文化區由文化藝術項目變為地產項目。我希望西九管理局和政府能夠多加留意。
至於西九文化區新增的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我認為是一項令人鼓舞的項目，增添了西九文化區項目的文化內涵，平衡了東西文化的比重。希望政府能夠做好現階段的諮詢，吸納市民的意見，務求發揮其文化、歷史、教育，以至吸引旅客的功能，妥善興建和營運這個新博物館。
接下來，我想談談有關創意產業的部分。在有關創意產業的部分，施政報告說得較多的是電影界。施政報告表示會擴大培育電影人才，為電影業的製作和後期製作的前線人才提供務實的訓練和實習機會，同時會組織"一帶一路"推廣團，吸引電影界來港進行後期製作和外景及協拍工作。
事實上，本地後期製作的水準相當高，亦屢獲國際殊榮。故此，多年來，我一直爭取政府採取措施，推動後期製作的工序回流香港，促使香港成為電影後期製作中心。雖然今年的施政報告表示會對外宣傳本地電影的後期製作，加強人才培訓，但具體措施對業界的支援仍然不多。誠然，近年鄰近地區的電影後期製作發展非常蓬勃，部分地區的當地政府更提供財務優惠，例如南韓政府對進行後期製作的外國公司設有優惠政策。因此，除了透過宣傳外，政府有何實質措施，可提供甚麼誘因，以吸引外國公司來香港進行後期製作呢？政府對此須多加研究，並提出建議。
我想提出的另一點是，過去兩份施政報告均提及會通過地契條款，要求發展商在合適的發展項目內增加電影院設施。今年的施政報告已沒有再提出這項建議，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亦在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表示，有關建議的相關研究尚未完成。一年又一年，研究又研究，我希望"拖字訣"不會再出現。我希望現屆政府在餘下的任期內採取更積極的態度，落實有關建議。
除了電影業外，關於其他與創意產業相關的行業，例如出版、音樂、電視等，均未見施政報告提出新的措施。事實上，過去多年來，除了透過"創意香港"為一些項目提供支援外，政府對創意產業的支援其實並不多，出版界尤其受到忽視。相反，同屬六大優勢產業的創新科技產業，所得到的支援較創意產業獲得的支援大得多，單從施政報告的篇幅已可見一斑。而且，除了專責政策局的支援外，政府亦積極撥出土地支援創科產業的發展，包括科學園、大埔及蓮塘工業邨，以及最近與深圳政府商定的河套區，均提出多項措施以支持創科產業的發展，例如將工廈單位改建作數據中心的用途，可獲豁免收取豁免書的申請費用，但是，若文化創意和康樂業界將工業單位改作文化或康體用途，卻沒有此優待。反之，由於發生了牛頭角迷你倉大火，政府加強了執管行動，很多於工廈內營運的文化藝術及體育團體相繼接獲政府的警告信，最終需要遷出甚至結業，生存空間越來越窄。在這種環境下，我們的文創產業如何能發展呢？
主席，要推動一項產業，不能單靠業界的力量。政府提出政策，並投放資源，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可參考鄰近國家(如南韓)的經驗，其創意產業的成功，背後有政府的大力支持。因此，我希望政府未來在推動本地創意產業時，不要只推出零散的措施，要兼顧多方面的事宜，為創意產業制訂長遠發展規劃，以推動創意產業內不同行業持續及均衡地發展。
主席，我想順帶談談今年施政報告有關教育的部分。今年的施政報告對於教育政策着墨不多，但是，大部分的篇幅均是跟進一些已經落實的措施，例如幼稚園免費教育及 STEM 教育的一筆過津貼。另外，我亦歡迎教育局將"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 "恆常化，以支援創意工業的發展。接下來，我主要想就修訂初中中國歷史科課程的諮詢及通識科的情況，表達意見。
在中史課程方面，教育局在下學年開始，會向每所公營及直資中學發放一筆過 15 萬元的津貼，為期 3 年，以支援中學的中文、中史及中國文學科的教學。政府願意增加資源，顯示當局對中史教育的認同，我當然不會反對。但是，有關資助金額不多，還要由 3 個科目分攤這小量的資助，實在是杯水車薪，對於長遠推動中史科的發展，幫助相當有限。
而且，當局透過更新《中學教育課程指引》，要求學校在中史、生活與社會、歷史及地理這 4 個科目中，預留合共 51 小時來教授《基本法》的相關內容。其中，單是中史科便要預留 24 小時，並不合理。很多學校和老師均反映，中史科的課時本來已經嚴重不足，學校多數只簡略教授明朝及清朝以後的課程內容，才能勉強完成教授整個初中中史課程。如果現在要額外多撥 24 小時教授《基本法》，以一般學校每節課堂 40 分鐘計算，3 年便要預留 36 節課堂，學校必須再壓縮及裁剪原有的中史課程。對老師來說，這實在是不可能的任務；對學生來說，學到的知識亦只是"水過鴨背"，根本沒有時間討論和消化。
再者，這幾年我們見證了在高中選修中史的學生越來越少，很多人把這情況歸咎於中史科在初中課程中不受重視，課程零碎，以致未能引起學生的興趣。我認為，要同學增加對《基本法》的認識，固然重要，但要認識《基本法》，便須從宏觀的歷史視野來看事情，如果學生不清楚鴉片戰爭，又怎會知道香港回歸與《基本法》的背景呢？如果政府要從現有的中史科課時撥出時間教授《基本法》，無論對中史科的發展，或培養學生對中史的興趣，甚至學生對《基本法》的認知，我認為均是"百害而無一利"的。
另一個問題是，現時政府容許學校把初中中國歷史科課程編入西史，或納入綜合人民學科內兼教，即並非獨立成科。教育局經初步諮詢後，要求那些以"兩史連結"或"綜合課程模式"教授中史的中學"制訂以中史為主軸，教授接近獨立中國歷史科的中國歷史課程"。然而，這種轉變會否令課程變得更不倫不類，更難以兼顧呢？為何不直接要求初中中史必須獨立成科呢？我認為教育局需要更慎重考慮，以及多聽持份者的意見。
主席，至於通識科，實行數年以來，公眾一直對這一科能否達到預期的成效存疑，尤其是學生仍未有足夠知識，對事情認識未夠深入，便要他們作出評論，這與學科須多元化，並訓練學生獨立的思考能力及持平客觀的分析能力，是相違背的。雖然教育局不認同有此情況，並且引用了趙永佳教授的研究，表示即使對通識較感興趣的學生，也不見得對上街抗爭會有較大興趣。
主席，我贊同學生應該關心社會、關心時事，這是好事，但我認為，通識科除了要引起學生對社會的關心外，更重要是讓學生真正建立分析能力。老師有責任豐富他們的基礎知識，不要讓學生只獲悉一些爭議點後便開始進行分析，而是要教導他們了解事情背後的原因和事實，有正、反兩面的討論，評論要建基於事實和證據。另外，現時通識科很着重學生說話要言之成理，只要言之成理即可，但除了言之成理外，分析也是非常重要的，分析要以事實為基礎。讓學生對議題有所認識，是通識教育必須有的基礎。
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在體育發展方面，現屆政府初時為了覓地建屋，曾打算更改啟德體育園區的選址，亦曾就體育運動欠缺經濟價值的言論作出討論。後來，啟德體育園區正式落實，並委任了體育專員。再者，今年施政報告提出在未來 5 年推出 26 個增建或重建體育和康樂設施的項目、向"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注資 10 億元、鼓勵公營學校進一步開放學校設施等，體現了特區政府對體育運動的社會和經濟價值的認知，我認為是值得肯定的。
多年以來，香港的體育發展一直受場地不足的問題困擾，公眾沒有足夠的場地進行體育運動，而體育團體亦欠缺場地進行練習或舉辦體育活動，對體育普及化及精英化均有一定影響。在 2015 年的施政報告中，政府已經提出關注，決定在體育委員會轄下成立小組，研究體育設施的需求情況及作出建議。在研究未有結果前，政府率先回應場地不足的問題，提出增建康體場地，以彌補不足。雖然部分場地的要求其實已提出多年，現在能夠落實，總算是好事。
在興建新的體育場地時，我希望政府能在設計過程中多考慮體育界的意見。他們過去曾多次反映，即使有新體育設施落成，但其設計通常都是"半桶水"，例如分牌的位置不正確、燈光不足夠，問題層出不窮。有一些新建的游泳池，例如觀塘游泳池和中山紀念公園游泳池，雖然可以舉辦大型賽事，但水池的實際深度卻差 0.1 米才符合國際標準。體育界作為場地的主要用家，希望政府能認真諮詢和考慮他們的意見，不要再讓新場地重蹈覆轍。
另一方面，在場地有所增加的情況下，當局亦應考慮選取部分新或舊場地，撥給某些體育團體作為專用場地，為其項目提供專用設施，並調整場地的設計至符合國際比賽的標準，讓一些體育項目可以在固定的場地進行培訓，以及舉辦國際或區域性的比賽。
施政報告亦提出，教育局會與民政事務局一起鼓勵公營學校進一步開放學校設施，這說法回應了我提出多年的訴求，為體育團體提供更多可使用的場地。現時，不少學校均設有多用途運動場地，附設良好的設施，但在假日和晚上，大部分都是閒置的。如能善用這些空間，可紓緩體育界所面對場地不足的問題。因此，我在去年委託浸會大學體育系劉永松教授進行"鼓勵中小學借出閒置體育場地政策之研究調查"，以了解學校現時向外借出場地的情況，探討如何可以鼓勵學校租借場地。研究發現，目前只有 23%的中、小學有外借場地的政策，有五成多的學校表明不願意借出場地。學校不願意借出場地，主要是因為需要額外資源，而保安和法律責任等問題亦未能妥善解決。事實上，學校外借場地並非零成本，涉及額外人手和資源(例如行政和電力開支等)，但收取的租金卻須與政府分帳，學校最終所得的收入不一定能平衡開支，而且開放學校設施，讓外來人士使用校舍，其間學校的保安、外來人士的管理和安全問題，以及所牽涉的保險問題，都是學校所顧慮的事。
施政報告提出推動學校開放校舍，但沒有具體說明如何落實。我希望政府日後落實有關建議時，能針對學校的上述憂慮，增撥資源，提出解決方案，為學校提供誘因，鼓勵它們開放校舍。如果開放校舍的政策運作順暢，我希望能進一步開放學校的設施和空間予文化藝術團體，善用社區資源和空間，為它們提供更多可用的場地，亦讓市民有更多元的文化生活空間。
主席，在多項增加場地的措施下，加上啟德體育園區的配合，我相信能紓緩體育場地不足的問題。至於施政報告提及把運動場改作會展用途及提供新潮的康體運動設施，我希望政府在考慮任何改建工程前，必須充分諮詢持份者的意見，例如學界和體育界等。同時，政府必須做到無縫銜接，確保學界或專業培訓團體不會因為改建工程而缺乏場地舉辦比賽或學校運動會，例如可以在啟德體育園區的公眾運動場落成及啟用後，才開始改建工程。同時，政府亦可以考慮提供資源，提升港島區部分運動場地，以至一些學校擁有的運動場地，確保學界賽事可持續舉辦，不會出現空窗期。
除了硬件的投入，軟件的支持也不容忽視。雖然今年施政報告提出再向"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注資 10 億元，但注資的力度並不足夠。在 2011 年，政府曾撥出 70 億元成立基金，希望透過每年的投資回報，支持香港體育學院("體院")的營運，為精英項目及精英運動員提供各項支援。按當時的估算，將 60 億元存放於香港金融管理局，每年的投資回報約為 3 億 6,000 萬元；當時體院的開支約為 2 億 7,000 萬元，利用這投資回報應付體院的開支，可說是綽綽有餘。
但是，時至今日，體院所支援的精英項目及運動員數目逐漸增加，估計及期望未來亦會持續增長，而體院對運動員的支援也越來越多元化，無論在運動培訓或就學、就業、退役等方面，體院均設有支援措施，開支自然有所增加。過去兩年，體院的開支每年達 4 億多元，在 2014-2015 年度是 4 億 3,000 萬元，2015-2016 年度則是 4 億6,000 萬元，投資回報的收益並不足以應付開支。我們相信，若要本地精英體育項目持續發展，便須支持更多精英項目和運動員，故此體院的開支只會越來越高。因此，我希望政府能審慎考慮增加對基金的注資額，讓體院有更充裕的資源，投放在本地精英運動員身上。
主席，除了要加強對體院的支持外，一些體院以外的精英培訓工作，例如在整個精英培訓系統下，於運動員獲甄選接受體院培訓前的階段，對相關教練的支援及對相關體育團體的支持，均非常重要。而其他沒有納入為精英項目的體育項目，亦需要政府的投入和支持。事實上，由於有關團體缺乏政府的資助，目前只能自食其力，苦苦維持，調動自身的資源，以推動該等項目的發展。因此，如何將這些項目逐步納入政府的支援網，或加強有關團體與企業的聯繫，協助他們爭取企業的贊助和支持其發展，均是未來應該要考慮的方向。
另一方面，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港協暨奧委會")和各個體育總會，是本地體育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政府應加強對它們的支援，包括採取措施提升體育行政人員的薪酬和待遇，吸引人才加入體育行政的行列，以及協助港協暨奧委會及各總會加強管治，增加透明度，強化業內人士的參與，以回應社會對它們的期望；長遠來說，對香港的體育發展也有裨益。
我亦想指出，體育不單有重大社會效益，也有一定的經濟貢獻。但是，我們談論發展體育時，鮮有提及商界的參與。小至普通的商業贊助，大至更深層次的體育產業的發展，均涉及商界的參與。不少大型體育盛事均能夠持續發展，並且有穩定的收入，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便是其中一例。除了營辦活動外，體育產業還包括體育器材、設備、運動醫療、體育科技等範疇，這些範疇均有一定的發展潛力。若香港能推動體育產業的發展，一方面可以為體育總會的發展帶來更多資源，令體育項目的水平得以提升，並吸引更多市民參與體育運動；另一方面，亦可以為香港的運動員和青年人提供更多出路，為本地體育的可持續發展帶來正面的影響。
最後，我想再重複提醒政府要落實對體育政策的檢討。事實上，我在上屆立法會提出有關"評估'體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政策的成效"的議案，要求制訂長遠體育政策，從政策及架構、資源、場地和設施等各方面支援本地運動發展，並鼓勵市民更多參與體育運動，有關議案獲得立法會通過。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亦在倫敦奧運會結束後表示會借鏡英國，全面檢討本地體育政策。我希望政府不要再將體育界的訴求及政府的承諾放入"櫃桶底"，要認認真真，展開對體育政策的檢討。
接着我想談談文化方面的事宜。在文化藝術方面，今年的施政報告除了就西九文化區提出新的財務安排外，並沒有就本地文化藝術發展提出新的支援措施，而在政府最後半年的任期，我們亦難以期望政府會檢討文化政策。當然，我個人對此感到有點失望。
至於為西九文化區作出的新財務安排，將文化區的商住發展權授予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西九管理局")，讓西九管理局透過出租物業獲取收益，從而持續營運西九文化區，這種安排也可算是另一種注資於西九文化區的方法。
主席，2008 年，政府向西九管理局提供為數 216 億元的一筆過撥款，用以發展西九文化區。由於過去數年建築成本不斷上漲，加上文化區的規劃時間較預期長，216 億元的撥款已經遠遠不足以完成整項西九文化區計劃，以及維持其日後的營運。同時，近年地價不斷持續增長，西九文化區商住地皮的價值理應亦已倍升。因此，我過去曾經建議，政府應該因應地價的上升，額外向西九文化區注資，以確保西九文化區得以順利落實原來的規劃。
當然，政府選擇將西九文化區的商住發展權授予西九管理局，為西九文化區提供資源以持續發展，我是認同的。然而，將商住發展權撥歸西九管理局後，西九管理局難免需要將部分力量用於管理有關物業及其發展權，很容易會分散了其注意力。我必須強調，我作為西九管理局的董事，我在董事局的討論中表明，西九管理局的責任和主要工作是落實西九文化區的願景，推動香港文化藝術的長遠發展。我不希望商住發展權撥歸西九管理局後，西九管理局會將其專注力轉移至物業發展上，令西九文化區由文化藝術項目變為地產項目。我希望西九管理局和政府能夠多加留意。
至於西九文化區新增的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我認為是一項令人鼓舞的項目，增添了西九文化區項目的文化內涵，平衡了東西文化的比重。希望政府能夠做好現階段的諮詢，吸納市民的意見，務求發揮其文化、歷史、教育，以至吸引旅客的功能，妥善興建和營運這個新博物館。
接下來，我想談談有關創意產業的部分。在有關創意產業的部分，施政報告說得較多的是電影界。施政報告表示會擴大培育電影人才，為電影業的製作和後期製作的前線人才提供務實的訓練和實習機會，同時會組織"一帶一路"推廣團，吸引電影界來港進行後期製作和外景及協拍工作。
事實上，本地後期製作的水準相當高，亦屢獲國際殊榮。故此，多年來，我一直爭取政府採取措施，推動後期製作的工序回流香港，促使香港成為電影後期製作中心。雖然今年的施政報告表示會對外宣傳本地電影的後期製作，加強人才培訓，但具體措施對業界的支援仍然不多。誠然，近年鄰近地區的電影後期製作發展非常蓬勃，部分地區的當地政府更提供財務優惠，例如南韓政府對進行後期製作的外國公司設有優惠政策。因此，除了透過宣傳外，政府有何實質措施，可提供甚麼誘因，以吸引外國公司來香港進行後期製作呢？政府對此須多加研究，並提出建議。
我想提出的另一點是，過去兩份施政報告均提及會通過地契條款，要求發展商在合適的發展項目內增加電影院設施。今年的施政報告已沒有再提出這項建議，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亦在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表示，有關建議的相關研究尚未完成。一年又一年，研究又研究，我希望"拖字訣"不會再出現。我希望現屆政府在餘下的任期內採取更積極的態度，落實有關建議。
除了電影業外，關於其他與創意產業相關的行業，例如出版、音樂、電視等，均未見施政報告提出新的措施。事實上，過去多年來，除了透過"創意香港"為一些項目提供支援外，政府對創意產業的支援其實並不多，出版界尤其受到忽視。相反，同屬六大優勢產業的創新科技產業，所得到的支援較創意產業獲得的支援大得多，單從施政報告的篇幅已可見一斑。而且，除了專責政策局的支援外，政府亦積極撥出土地支援創科產業的發展，包括科學園、大埔及蓮塘工業邨，以及最近與深圳政府商定的河套區，均提出多項措施以支持創科產業的發展，例如將工廈單位改建作數據中心的用途，可獲豁免收取豁免書的申請費用，但是，若文化創意和康樂業界將工業單位改作文化或康體用途，卻沒有此優待。反之，由於發生了牛頭角迷你倉大火，政府加強了執管行動，很多於工廈內營運的文化藝術及體育團體相繼接獲政府的警告信，最終需要遷出甚至結業，生存空間越來越窄。在這種環境下，我們的文創產業如何能發展呢？
主席，要推動一項產業，不能單靠業界的力量。政府提出政策，並投放資源，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可參考鄰近國家(如南韓)的經驗，其創意產業的成功，背後有政府的大力支持。因此，我希望政府未來在推動本地創意產業時，不要只推出零散的措施，要兼顧多方面的事宜，為創意產業制訂長遠發展規劃，以推動創意產業內不同行業持續及均衡地發展。
主席，我想順帶談談今年施政報告有關教育的部分。今年的施政報告對於教育政策着墨不多，但是，大部分的篇幅均是跟進一些已經落實的措施，例如幼稚園免費教育及 STEM 教育的一筆過津貼。另外，我亦歡迎教育局將"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 "恆常化，以支援創意工業的發展。接下來，我主要想就修訂初中中國歷史科課程的諮詢及通識科的情況，表達意見。
在中史課程方面，教育局在下學年開始，會向每所公營及直資中學發放一筆過 15 萬元的津貼，為期 3 年，以支援中學的中文、中史及中國文學科的教學。政府願意增加資源，顯示當局對中史教育的認同，我當然不會反對。但是，有關資助金額不多，還要由 3 個科目分攤這小量的資助，實在是杯水車薪，對於長遠推動中史科的發展，幫助相當有限。
而且，當局透過更新《中學教育課程指引》，要求學校在中史、生活與社會、歷史及地理這 4 個科目中，預留合共 51 小時來教授《基本法》的相關內容。其中，單是中史科便要預留 24 小時，並不合理。很多學校和老師均反映，中史科的課時本來已經嚴重不足，學校多數只簡略教授明朝及清朝以後的課程內容，才能勉強完成教授整個初中中史課程。如果現在要額外多撥 24 小時教授《基本法》，以一般學校每節課堂 40 分鐘計算，3 年便要預留 36 節課堂，學校必須再壓縮及裁剪原有的中史課程。對老師來說，這實在是不可能的任務；對學生來說，學到的知識亦只是"水過鴨背"，根本沒有時間討論和消化。
再者，這幾年我們見證了在高中選修中史的學生越來越少，很多人把這情況歸咎於中史科在初中課程中不受重視，課程零碎，以致未能引起學生的興趣。我認為，要同學增加對《基本法》的認識，固然重要，但要認識《基本法》，便須從宏觀的歷史視野來看事情，如果學生不清楚鴉片戰爭，又怎會知道香港回歸與《基本法》的背景呢？如果政府要從現有的中史科課時撥出時間教授《基本法》，無論對中史科的發展，或培養學生對中史的興趣，甚至學生對《基本法》的認知，我認為均是"百害而無一利"的。
另一個問題是，現時政府容許學校把初中中國歷史科課程編入西史，或納入綜合人民學科內兼教，即並非獨立成科。教育局經初步諮詢後，要求那些以"兩史連結"或"綜合課程模式"教授中史的中學"制訂以中史為主軸，教授接近獨立中國歷史科的中國歷史課程"。然而，這種轉變會否令課程變得更不倫不類，更難以兼顧呢？為何不直接要求初中中史必須獨立成科呢？我認為教育局需要更慎重考慮，以及多聽持份者的意見。
主席，至於通識科，實行數年以來，公眾一直對這一科能否達到預期的成效存疑，尤其是學生仍未有足夠知識，對事情認識未夠深入，便要他們作出評論，這與學科須多元化，並訓練學生獨立的思考能力及持平客觀的分析能力，是相違背的。雖然教育局不認同有此情況，並且引用了趙永佳教授的研究，表示即使對通識較感興趣的學生，也不見得對上街抗爭會有較大興趣。
主席，我贊同學生應該關心社會、關心時事，這是好事，但我認為，通識科除了要引起學生對社會的關心外，更重要是讓學生真正建立分析能力。老師有責任豐富他們的基礎知識，不要讓學生只獲悉一些爭議點後便開始進行分析，而是要教導他們了解事情背後的原因和事實，有正、反兩面的討論，評論要建基於事實和證據。另外，現時通識科很着重學生說話要言之成理，只要言之成理即可，但除了言之成理外，分析也是非常重要的，分析要以事實為基礎。讓學生對議題有所認識，是通識教育必須有的基礎。
主席，我謹此陳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