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首先申報我是香港電影發展局(“電影發展局”)現任主席。
主席，今年的財政預算案(“預算案”)少有地得到一些掌聲，最引起市民關注的，自然是財政司司長提出各項總額達388億元的稅務和紓緩措施，總體來說，我是支持的。至於我所關心的業界，預算案亦提出不少建議，包括向電影發展基金注資、利用文化和體育盛事提升香港旅遊業等，但我認為支援業界的力度，仍應進一步加強。最近財政司司長的網誌以“支持港產片”為題，表達支持港產片的態度。最近兩年的預算案均提出措施支持電影業，去年再次注資2億元到電影發展基金，而今年的預算案再向基金額外注資 2,000萬元，專門支持本地製作粵語電影在內地發行和宣傳，由現時每部電影 25萬元增加至50萬元，協助開拓內地市場。這些措施我固然非常歡迎，但力度似乎未能充分反映財政司司長對本地電影的熱愛。
在2007年，曾司長在預算案中，亦曾向電影發展基金注資3億元，該筆款項已於去年用罄。即使計及今年額外注資的 2,000萬元，這兩年政府對電影發展基金的承擔，也只是2億2,000萬元，少於2007年的3億元。事實上，當年 3億元的注資額，用了約 8年，平均一年大約3,750萬元。而去年注資的2億元，預計可用5年，每年開支約4,000萬元，如果計及通脹，政府對本地電影的承擔其實可能較以往還要少。目前，香港電影面對最大的問題，是製作量不足。在90年代高峰期，每年製作量高達200多部，而近年連同在內地製作的合拍片，亦只能維持每年約50部左右。
最受影響的，便是電影界的新血，由於欠缺磨鍊和發揮的機會，部分甚至連參與的機會都缺乏。司長在網誌上說不少本地製作人其實已經進軍內地或海外市場，但這些製作人，大多是本地電影界精英和資深電影工作者，他們參與大量在內地的合拍電影，相對而言，內地由於市場越趨成熟，也湧現大量人才，新人若要取得機會，其實越來越困難。如果本地電影欠缺新血接班，港產片的承傳將會是未來的一大挑戰。
著名演員梁家輝在談及香港電影的問題時指出， “在香港電影黃金10年，我們只顧着拍戲，沒有訓練第二梯隊，以致後來來來去去都只是那幾位演員，來來去去都只是那幾位導演。當這些導演都北上拍片以後，香港就變成真空了，要找新的演員，沒有；要找好導演，沒有。”現時電影界的朋友都注意到新人培訓和承傳的問題，如何維持香港電影的製作量，如何提供更多機會予新人，是繼續發展本地電影界最需要關注的問題。
我參與的電影發展局一直朝着這個方向工作，做市場不會做的事，支持一些具潛質的中小型電影製作，提高本地的製作量，提供機會培育業界的新人。數年來，推出了不少新計劃和提升原計劃，例如去年推出的“電影製作資助計劃”，為預算製作費不超過1,000萬元的電影提供資助，上限為200萬元；而“電影製作融資計劃”預算製作費上限，也於去年開始由1,000萬元提高至2,500萬元。
值得一提的是， 2013年電影發展局以試驗性質推出的 “首部劇情電影計劃”，為一些年青、具創意新一代電影人作全額資助，提供機會發揮。今年我們終於可以看到成果，3部在第一屆計劃下製作的電影：“一念無明”、“藍天白雲”及“點五步”都會在今年內與觀眾見面。業界對這3部電影非常支持，部分製作人及演員只是收取象徵性的酬勞參與製作，而業界對這3部電影的評價也很正面，在此我亦誠意向大家推薦，日後能購票入場支持。
主席，經過電影發展局和業界的多年共同努力，最近香港電影開始初露曙光，本地電影製作出現止跌的狀態，亦出現了一些幕前、幕後的新面孔和具創意的製作，但距離復蘇，我感覺到仍然非常遙遠。因此，要持續推動電影業的發展，對電影發展基金的加大投入仍然是必不可少。事實上，經過八、九年的時間，電影業的發展環境、國際電影市場已出現很大的變化，如果政府仍然只是維持過去的承擔，其實是變相減少承擔，稍欠力度。政府未來應該審慎留意基金的使用情況，給予更大力度的支持。
接着，我想談談創意產業。除了電影業外，香港的創意產業，例如音樂、動漫、出版等，在過去10年，發展也大不如前。以漫畫界為例，總收入由2007年高峰期的7億元，跌至2014年只有1億元，出版界發行書目由3 500項，跌至不足1 000項。本地唱片業市場，於1997年全年收益11億4,900萬元，到了2012年就只得3億元。最近我出席唱片業銷量大獎的頒獎典禮，去年獲獎的最高銷量的大碟，也只是買出萬多張，對比10多年前大量的“金唱片”、“白金唱片”的年代相差甚遠。因此，今年預算案提出再向“創意智優計劃”注資4億元，我是歡迎的。事實上，過去“創意智優計劃”的資助項目，多偏重設計及數碼娛樂方面，我希望日後計劃能更多關注出版、電視、音樂等行業，推動這些
行業的進一步發展。
主席，另一方面，《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已差不多可以肯定不能在本立法年度獲得通過。如果《版權條例》未能透過修訂作出更新，未能確立傳播權利，網絡上猖獗的串流活動，將會繼續侵蝕本地創意產業的成果。故此，政府必須充分評估條例修訂未能通過對本地創意產業的影響，並投入資源，採取適切的措施幫助業界彌補有關影響，譬如在可行範圍內，加強海關執法力度，打擊侵權。
主席，事實上，互聯網的出現，除了造成侵權的威脅外，也衝擊了現時傳統的營運模式。例如：網絡電視的出現，令市民收看電視的模式，由以往定時定候“追劇”，改為現在透過OTT平台上網“煲劇”；合法的音樂串流平台也相繼出現，雖則網上串流音樂的收入與唱片銷售的收入，仍各佔唱片業界收入的一半，但總體來說，總收入大幅下降，音樂銷售模式仍然未完成轉移。因此，要促進本地創意產業的發展，除了確保法例的保障能追上國際趨勢，政府也應採取措施，協助業界順利轉型，適應網絡的新環境，開拓新的營運模式，以擴大市場。
主席，在體育方面，雖然過去數年，政府用於體育的開支一直有所增加，然而，除了擴充香港盛事的規模外，預算案卻未見特別為推動體育措施提出一些新方案。加強宣傳在香港舉行的國際體育盛事，當然有助本地旅遊業，但政府亦必須思考，如何制訂完整的體育產業政策，為香港的運動員和青年人提供更多出路。
現時，籌建啟德體育園區的工程正進行得如火如荼。項目的營運顧問、工料測量顧問和技術服務顧問的工作已相繼展開，預期可於2017 年年底完成。我和體育界的朋友都非常期待體育園區能於2020-2021年度落成啟用。
事實上，體育場地不足一直是本地體育發展的重要障礙。體育園區的興建，正正是為了緩解場地不足和設備水平的問題，我同時希望在啟德能夠建立一個本地體育發展的集中地。因此，我期望政府在建立體育園區時，不要將體育發展局限於園區的範圍內，同時應該考慮整個啟德項目的規劃，如何與園區融合，將推動體育發展的效益推至最大。
例如最近我出席了由香港水上運動議會舉辦的觀塘水上嘉年華，印證了該區水域十分適宜舉辦水上活動，政府應慎重考慮充分利用前機場跑道內的水面，進一步改善水質，設立水上活動中心。另一方面，若體育園區的周邊道路系統，能考慮在有需要時可變動為一條可用作舉辦賽車運動、單車、步行、馬拉松賽事的多功能賽道，相信也能配合體育園區，讓啟德真正發展成為一個本地體育的集中地。
此外，在興建體育園區的同時，政府也應該好好把握機遇，採取措施作出相應配合，進一步推動香港體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3方面的發展，以及開拓本地體育產業化的可能性。體育界沒有經濟貢獻的說法，並不準確。以美國為例，體育產業可以佔GDP約3%，2014年的產值就接近 4,500億美元。內地也看到體育產業發展的潛力，中央政府在2014年便已提出體育產業政策，目標是2025年能夠把產業規模發展至超過5萬億元人民幣。而根據估算，內地2015年體育產業的產值，已超過4,000億元人民幣。
事實上，香港旅遊發展局在2011年進行的顧問研究顯示，2011年超過2萬名海外旅客專程來港參與七人欖球賽賽事，為香港帶來的直接經濟收益接近2億8,000萬元。香港應該採取適當的措施，推動體育產業內不同的領域，例如體育用品、場地營運、活動籌劃、健身娛樂等發展，為香港帶來經濟效益之餘，也為本地體育界帶來更多發展的資源，支持本地不同體育項目及運動員的發展。
主席，我在此想談談跨境學童的問題，我認為這是一個嚴重的挑戰。每次提到這個問題，教育局都是十分被動，我與不少關注問題的議員一直要求政府考慮在深圳開辦由政府資助的港式學校，為這些港籍學童提供免費教育，鼓勵他們留在內地就學。但政府對這個建議反應非常消極，認為跨境學童問題只是暫時性，可以拖至問題自然消失。最近內地的《南方都市報》有報道指出，預計在2016年至2018年的3個學年，跨境學童的數目將會由本學年的近3萬人，倍增至65 000人至85 000人之間。雖然數字只屬估算，最終有多少學童來港仍然是未知之數，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當局繼續見步行步，就只會對學位的需求、交通的配套，造成更大的壓力，無論對跨境學童，抑或本地學生，都可能是一場災難！
我知道在內地設港人子弟學校需要克服不少困難，事實上，現時深圳也有數間類似的學校，設有港人子弟班，但學額有限，加上內地的老師不熟悉香港的課程，學費亦不便宜，未能吸引家長。但這些問題只要香港能夠與深圳加強合作，不是不能處理的，故此，我再次催促吳克儉局長，盡快和認真研究及落實在內地建設港人子弟學校，協助解決本港教師在內地學校任教的法律和財政問題，讓他們可在港人子弟學校和港籍學生班任教，或為內地教師提供培訓，以提升家長對師資的信心，吸引學生留在深圳就學。這些問題，我希望財政司司長能夠關心。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預算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