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首先我要感謝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委員的工作，點出了現時融合教育工作的一些關注點，並且提出相關的建議及改善方案。小組委員會的建議，很多都是值得跟進，有一部分值得支持，以下我只想提出數點我特別關心的事宜。

首先，是幼兒融合教育政策。早前，香港保護兒童會聯同香港教育學院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進行了一項“幼師支援有發展障礙幼兒意見調查”，以問卷形式訪問了全港519間幼稚園及5 000多名幼稚園教師。調查結果顯示，幼稚園教師懷疑其學生有發展障礙的比率高達7.4%，初步推算全港有12 500多名幼稚園學生懷疑有發展障礙，這個數字不能不讓人關注。

小組委員會報告亦提到，目前只有社會福利署轄下的特殊幼兒中心、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以及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兼收弱能兒童計劃，為學前兒童提供康復服務。根據當局的數字，現時的服務需求十分殷切，而服務名額只有6 000多個，正在輪候的兒童人數有近6 000多人。

另一方面，懷疑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前兒童首先要見普通科醫生，然後再轉介至醫管局的精神科醫生，以進行評估及作出報告。輪候時間往往是以年計，以北區為例，大約只有10名精神科醫生進行相關工作，長期都是“排長龍”。等到報告證實兒童有需要接受康復服務時，學童又要進入另一輪的等候，而不想等候的，只能自己掏腰包花錢向私營機構求助，但不是所有家庭或家長都能負擔高昂的費用。因此，當局有需要增加精神科醫生，並且要減輕前線醫生的壓力，盡早為懷疑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前兒童進行評估，以免錯失了支援發展障礙的黃金介入時期。

此外，現時融合教育尚未推展至幼稚園，教育局對幼稚園幾乎沒有任何支援，不能夠針對幼兒達到及早識別、評估和支援的目標。幼稚園教師即使發現個別學生可能有發展障礙或特殊學習需要，亦未必有相關知識幫助這些學生，甚至有機會令問題延遲至小學才被發現。鑒於落實免費幼稚園教育已經成為社會上的主流意見，而立法會的教育事務委員會亦就此事進行多番討論。我認為對幼稚園作全面資助可能會成為推展融合教育一個很好的契機，教育局應該同時研究該建議的可行性，並且在此之前優化資助學前康復服務。

第二方面，就是現時教學工作已經十分忙碌的教師，是否具有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特教生 ”)的時間和能力。相信大家都認同，現時不論小學，還是中學的課程，都是相當緊迫。教師要兼顧日常教學、其他課外活動，甚至額外的行政工作，要他們同時照顧一班內有不同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實在是相當困難。

據悉，截至去年4月，全香港的公立中、小學教師之中，分別只有大約一成及兩成七曾經接受有關特殊學習困難的基本培訓。換句話說，即大部分教師也沒有受過這類培訓，勉強要教師在繁忙的工作外，再兼顧他們根本無從入手的特教生，只會增加教師的壓力。就此，教育局必須增加額外的資源，加強給予教師的支援及培訓，同時考慮為有取錄特教生的學校，增設駐校社工，讓社工以其專業的知識，為照顧這一類學生的教師和家長提供專業建議。

第三方面，就是學習支援津貼的推行情況。根據報告所指，學校得到學習支援津貼後，有權決定如何使用這些津貼。部分學校沒有把津貼直接用於特教生，而是聘請了一些沒有專業知識、又不是專門照顧特教生的助教；亦有前線教師和社工指出，有學校利用津貼向其他機構購買服務，例如聘請一些服務機構的社工跟進學校內的特教生。但是，這些服務不是常設，而是每年招標，這種情況令本身已經熟悉特教生個別情況的社工離開了他們的崗位，而新接手的社工又要重新認識這些學生；更有報道指，部分學校未有善用津貼，而要將津貼回撥予教育局。教育局必須研究如何把好這個關，確保特定的資源能夠用於特定的學生，並且確保服務的穩定性。

最後，是社會風氣的問題。由於社會人士普遍對特教生不甚了解，或會被學校或社會標籤為一些“麻煩分子”，學校未必願意取錄，而一般學生的家長亦會擔心特教生影響其子女的學習進度。因此，教育局應該正視社會對融合教育的負面理解，鼓勵體諒和包容。主席，我相信所謂的融合教育並不是單純安排特教生和普通學生在同一個班房上課，而是要有定時的檢討、政策配套和長遠規劃，才能夠成功。

主席，我謹此陳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