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主席，首先我要多謝馮檢基議員提出了一項非常值得討論的議題。早前，政府為本港制訂醞釀已久的貧窮線，以家庭入息中位數的50%為界，作為制訂扶貧措施的依據。以此推算，本港的貧窮人數高達118萬多人，即每6名港人中便有一名窮人，而長者及兒童貧窮的情況更差，這兩個組別的貧窮比率大約為3：1，遠高於整體的5：1，顯示貧窮問題相當嚴重。

政府過往認為只要將經濟這塊餅造大，憑着當中的滴漏效應，便可以改善貧窮人口的生活。但過往的經驗和數據顯示，即使是在經濟暢旺時，低下階層仍然分享不到應有的成果。雖然工資有所增長，但物價不斷上升，特別是私人樓宇的租金，呎價直逼豪宅水平，生活非常困難。故此，本屆政府一改前朝迴避的態度，既成立了扶貧委員會，又劃定了貧窮線，足見當局在處理貧窮問題上是較為積極的。

雖然，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多次強調貧窮線不是扶貧線，但對於市民而言，特別是生活於水深火熱中的貧窮戶，他們不可能對貧窮線沒有期望。我認為，政府既然制訂了貧窮線，就應該有相應的政策，否則劃線的意義不大，甚至會淪為一條沒有實質作用的“裝飾線”。

因此，貧窮線應是政府用來量度貧窮情況、提供數據基礎、制訂政策以至評估政策成效的客觀指標，改變以往未能準確反映貧窮人口實況的流弊，讓日後的扶貧措施更到位、更能準確對準問題的癥結，對症下藥。

代理主席，貧窮線已定，下一步要考慮的是如何做好扶貧工作。大家都明白，資源不是無窮無盡的，若要扶貧，就得先界定哪些人需要幫助、如何提供幫助、在哪些範疇提供幫助、如何幫助隱蔽貧窮、如何確保措施的可持續性等，當中涉及很多需要討論的問題，需要社會尋求共識。我想特別強調的一點是，扶貧工作不能只是簡單地把錢派出去，而是要確保社會資源用在最有需要的人身上。例如過去曾經有幾年，政府年年“派糖”，但貧窮人口不減反增，“越扶越貧”，反映有關措施只能紓困，卻無法滅貧，未能達到扶貧的效果之餘，亦未能發揮公帑的最大效益。

原議案提出設立低收入補貼制度，我對此是支持的。我認為有關的補貼制度需要有針對性，確保受助者能真正受惠。就此，我想特別以貧窮兒童參與文化康樂活動的情況為例，說明針對性援助的重要性。

較早前，香港社區組織協會訪問了近200個貧窮家庭，發現當中有三成多的家庭沒有為子女安排任何暑期活動，而最主要的原因是“費用太貴”或“家庭沒有錢”。我近日亦聽到一些學校反映類似的情況，一些貧窮學生想學習打網球，雖然學校可以提供球拍，但卻因為家中沒有餘錢為他們購置合適的運動鞋而被迫放棄。

代理主席，我相信大家不會否定貧窮兒童也有參與文化和康樂活動的權利。讓兒童享受課外活動、投入體育活動，應該是童年階段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只是因為經濟原因，而令貧窮兒童失去參與康樂文化活動的機會，讓他們輸在起跑線上，是十分可惜的。但是，如果我們對貧窮家庭每月提供一筆過的補貼，家長很大機會會將金錢用於日常生活或食用開支上。即使家長願意分配一部分補貼予子女，很多時也會優先放在子女的教育上。故此，一筆過的補貼未必能照顧到貧窮兒童的需要，也說明了針對性援助的重要。我認為，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或志願機構應可針對一批貧困兒童，提供更多康樂文化活動，避免他們因經濟原因而失去參與文化生活和藝術活動的權利。

當然，專項援助的項目不宜太多，以免令行政成本大增，拖低政策的效益。同時，亦要有相應的政策，提高受助者在社會向上流動的機會，以脫離社會安全網、脫離貧窮為長遠目標，才是治本之道。

代理主席，最後，我想就一些修正案作出回應。有同事提到，要為收入稍高於貧窮線的家庭提供補貼，我認為這樣做會牽涉到要界定哪些人需要社會的幫助，以及牽涉到相對貧窮的概念。我相信對於我們應否只協助活在貧窮線或以下的人，還是連一部分活在貧窮線以上的人也需協助的問題，社會需要有較多的討論空間。此外，有同事提出，申領補貼的過程只需通過簡單的經濟審查，甚至是不設資產審查，我認為是不太適當的，原因是合理的審查是一個把關制度，確保公帑用得其所，只要不是過分嚴苛，也是對納稅人負責任及公平的做法。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