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我感謝盧偉國議員提出這項議案辯論，讓我們有機會在這裏討論可持續發展這個議題。
主席，2013年已經過了一大半，相信在座很多同事都記得本年度不同國際機構先後公布了競爭力排名報告，例如世界經濟論壇的《全球競爭力報告》、瑞士洛桑管理學院的全球競爭力排名榜等。這些報告的結果，一方面反映現時香港仍具一定優勢，但另一方面，面對周邊國家、地區及城市近年積極改革和進步，而且評分一直攀升，彷彿對我們發出了無聲警告。無可否認，在此消彼長的情況下，我們可以預見面對的競爭只會有增無減，情況令人憂慮。
不過，真正令我憂慮的是我們面對競爭者的態度。我注意到，每次這些排名榜公布後，傳媒都會廣泛報道，議會同事也會爭相引述數據，部分市民也會大嘆今非昔比。可是，這些憂慮往往是“來得快，去得更快”。我們並非看不到危機，但擾攘過後，社會大眾，以至政府都沒有積極思考如何把握機遇、如何令社會更進一步、如何保持現有優勢。
新一屆政府上台後，不斷覓地發展，重建土地儲備，其決心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單是找尋適合發展的土地，甚至將大部分土地用作建屋，而不作更長遠的經濟及基建規劃，只會令香港競爭力逐漸滯後，給對手迎頭趕上的機會，自我邊緣化。
數年前，特區政府宣布十大基建，至今仍然有不少工程停留在諮詢或規劃階段。我認為這樣的發展步伐實在太慢，例如前特首董建華於1998年宣布興建的西九文化區，經歷了整整15年的規劃，最近才正式動土。啟德體育城同樣一談就是13年，至今仍在籌備階段。更大的問題是，大家對於今後20、甚至30年的發展，應該朝着甚麼方向，需要甚麼基建設施配合，根本絕少觸及。基建規劃應該被視為一項投資，以配合經濟進一步發展，吸引海外資金和人才。我們的政府不應
如此短視，不應等到基建設施不敷應用的時候，才開始籌劃新項目，就像“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從另一個角度看，我認為責任並非全在政府身上。盧偉國議員的議案提及一個十分重要的概念，那就是可持續發展。根據這個概念，經濟及社會發展與保護環境的需要應全面融合，在滿足我們各種需要和期望的同時，也要不損害我們子孫後代的福祉，以更少資源取得更大效益。
我說基建發展緩慢的責任並非全在政府身上，是因為可持續發展的理念越來越得到社會認同，公眾人士希望在發展過程中，盡量減少對自然造成破壞。香港地少人多，土地資源極為珍貴，每當政府想推動新基建的時候，總會觸及環境、保育等議題，也難免惹來持份者和保育團體反對，甚至激起民怨。社會和政府的期望存在很大落差，可持續發展和保育失去平衡，結果只會令社會一次又一次陷入無止境、長時間的爭拗，變成“有地無所用”。
東北發展、機場興建第三條跑道等計劃處處碰壁，與公眾對規劃標準、要求及期望日高，以至對可持續發展的堅持不無關係。這些事例均說明，社會對大型規劃往往需要一段長時間進行討論，才可以達到共識。如果政府仍然抱着“臨急抱佛腳”的心態，結果不是令基建規劃因為未達成共識而受阻，引發無了期的爭拗，就是在未有共識的情況下勉強“上馬”。
我認為現在是時候汲取過去的教訓，如果要保持競爭力，政府便要改變思維。在考慮如何持續發展，開發土地的同時，做好規劃藍圖，計劃土地用途及所需的基建、交通和配套設施，擬訂短、中、長期的目標，及早展開公眾諮詢，鼓勵持份者參與，與民共議，減少分歧和爭拗，平衡各方面的需要，建構一個更均衡的發展空間，令香港繼續達致高效益及可持續發展，為下一代創造更多機遇。
主席，從我角度來看，可持續發展的概念也可以應用在人文精神生活方面。例如，西九工程剛剛起步，越來越多香港市民關注文化發展和參與大大小小的文化活動。我認為這正是推動文化創意產業及為文化節目培養觀眾羣的一個契機。因此，我認為政府也應該肩負起培養和提升市民的文化素質的責任，滿足市民在人文精神生活上的需要，並且從硬件(即基建)及軟件(即文化政策)上作出適當配合。我希望在人文精神方面，政府能夠達到可持續發展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