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香港是一個自由的社會，並且受到非常完善的法律保障。我相信香港的市民都認同這句話，亦對我們擁有的自由珍而重之，包括今天議案提到的資訊、新聞及網絡自由。這些自由，是文化藝術界朋友發揮創意的基石，是非常重要的，原議案的精神是值得支持的。但是，我認為部分同事的修正案和我所理解的事實有一定距離，所以，我對這些修正案有一定的保留。

例如，有修正案促請政府放棄任何秘密監察及控制網上輿論的行為，我感到十分不理解，亦難以舉出實際例子來證明秘密監察及控制輿論是存在的。本年年初，美國一項名為The State of the Internet的調查報告，表示香港的網絡速度為全球之冠，而且完全不存在內容審查，體現了網絡的自由。

事實上，香港網民可以輕易地在網上搜尋各式各樣的資訊，愛看甚麼就看甚麼，愛表達甚麼就隨意表達，從未有人投訴未能連結到某些網頁，更不會出現留言被刪除的情況。通過網上輿論發酵，一傳十，十傳百作為宣傳渠道的遊行示威之例子更是比比皆是。如果認為這些秘密監察、控制輿論真的存在，就必須舉出實質的例子，充分說明我們的網上言論正受威脅。

或許有人會嘗試以政府去年就《版權條例》的修訂為由，將條例包裝成干預網絡自由的惡法。平心而論，《版權條例》上一次修訂已經是7年前了，面對日新月異的侵權行為，現時的條例在保障知識產權方面明顯不足。其他國家很多早已針對數碼環境的變化，修訂了相關的版權法例，但我們仍然停滯不前。為了追上時代和科技發展，特別是有關網絡授權、規管及下載問題等部分的修訂尤其重要，保護創作和創作人的權益，也是業界所期望的。

有意見擔心衍生創作，即現時被稱為“二次創作”，會變成違法行為。我希望公眾能夠瞭解，去年提出的修訂絕非為了打擊創作或網絡自由，亦認同在保護版權和分享權之間應取得適當的平衡。必須強調的是，業界是十分珍惜創作及表達自由，這方面和網民所關注的是沒有分歧的。我也相信，大家對保護知識產權的重要性也是沒有爭議的。我促請政府能盡快再為修訂進行公眾諮詢，並將備受爭議的衍生創作——即俗稱的“二次創作”——納入諮詢範圍，盡快取得社會共識。

至於資訊自由方面，最近因為《公司條例》的修訂而開始受到公眾關注。事實上，一個地方有多大的資訊自由，很大程度是視乎政府有否把涉及公眾利益的資料公開。有些國家以資訊自由法來保障公眾的知情權，反觀香港只有推行了差不多20年，卻從未修訂、兼無法律約束力的《公開資料守則》(“《守則》”)。換言之，市民並無法定權力獲取政府資料，政府亦無保留政府文件、書信、會議紀錄的法律責任。

的而且確，現時的《守則》有一些不清晰、不合理的地方，不同的政府部門或負責審批的人員如何詮釋《守則》內的條文，可謂無統一的標準，因人而異，實在有檢討的需要。然而，以資訊自由法及檔案法取代《守則》，亦同時具有爭議性。更何況申訴專員公署及法律改革委員會已就此展開了研究，我認為現階段應該先待研究報告出爐，如現時的《守則》有不足之處，可進行公眾諮詢，進一步研究是否有修訂《守則》，甚至是立法的需要。

最後，就有關新聞自由的討論，有同事特別提到“無國界記者”最近公布的“2013年全球新聞自由指數”，指出香港的排名比去年下降4位。我嘗試多舉一個例子予大家參考，根據《經濟學人》所發表的Democracy Index 2012所顯示，全球的新聞自由狀況自2008年起，大多數呈現倒退趨勢。但是，從個別的評分來看，並以10分代表最自由，香港的得分與“無國界記者”的調查剛好相反，由2006年的6.03分稍微升 至2012年 的6.42分。誠然，有關干預新聞自由的問題並非香港獨有，就連美國也可能發生政府竊聽新聞機構的事件。

我之所以提出這些數據，並非要試圖反駁個別機構所做的調查的可信性，而是希望表達每個調查都有其計算方法。的確，近年政府以至警方在處理個別事件問題上，亦有不足的地方，以致受到新聞工作者的批評。所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我認為這些批評都是值得當局聽取和汲取經驗的，改善往後的採訪安排。

主席，我同意莫乃光議員的原議案的說法，資訊自由流通是香港經濟及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石，是相輔相成、唇齒相依的。所以，我支持原議案，但會對其他修正案有所保留，多謝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