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我先作利益申報，我是香港浸會大學(“浸大”)的校董，亦是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專業進修諮詢委員會的委員。
主席，雖然香港人未必感受到，但從海外的標準來看，香港大專教育的成績確實優越。根據國際高等教育及人力資源研究機構的世界大學排名，香港大學再次蟬聯亞洲首位，排名第二十三，香港科技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也躋身前40名，而香港城市大學、香港理工大學及浸大也躋身300名內。對於一個只有700萬人的城市，我們的大學經過長期用心經營而取得的成績，確是值得自豪的。
主席，美國、英國、澳洲和新加坡都很積極地將教育作為優勢產業向外輸出，在世界各地招攬學生。經濟上，教育產業可以為地區帶來龐大的經濟效益，而業界的先驅澳洲，其教育佔整體出口服務26%。在全球化下，匯聚人才是城市競爭力的重要指標，而優質的專上教育是打勝人才戰的關鍵，也有助建立約瑟夫奈教授(Prof Joseph NYE)所提出的“軟實力”概念，提升城市的領導地位。所以，香港成績卓越的教育服務，是有助加強香港的城市競爭力，強化香港“軟實力”的。故此，我和新論壇的朋友，大概在10年前參考了其他地區的情況，提出了教育產業化的概念，希望扭轉過去香港經濟過於單一的問題，促進香港產業多元化，增加經濟的抗逆能力。
然而，很可惜的是，特區政府緊抱着積極不干預政策，對於扶助任何行業的產業政策都十分保留。最後，在社會不同團體的要求下， 政府才在2006年進行研究，到了2009年便提出將教育服務列為香港六大新興優勢產業之一，之後透過提供低息貸款及撥地予院校，放寬收取外地生的限制，促成所謂的產業化。但是，對於社會要求增撥資源改善本地大專教育，增加副學士的資助銜接學位，以及完善專上院校的監督，卻是着墨甚少，也缺乏以建立香港品牌為主的向外招生策略。故此，所謂的產業政策，延續了積極不干預的老路。
主席，放任市場自行調節，沒有資源投入，“半桶水”的產業政策，帶來的不是優質教育，而是教育服務盲目的市場化、商品化及功利化。在單一市場力量驅使下，不同院校針對資助學位不足、副學士銜接出現的“短板”，以及國內學生對香港大專教育要求的龐大商機，集中開辦本小利大的課程。院校濫收、超收學生、學科單一化、課程質素差、院校配套嚴重不足、以贈送iPhone招生，以及內地生主佔海外生的數額等問題，都反映了目前大專教育被嚴重商品化的問題。更令人難以理解的是，在新的產業政策下，政府不是設法吸引一些知名優質的辦學機構來港辦學，而是將寶貴的土地資源，給予以富豪子女為銷售對象，純粹以謀利為目的的海外辦學團體，將資源亂配。這些措施完全扭曲了我和新論壇所倡議的教育產業化，將香港優質服務輸出，建立香港“軟實力”的原來構思。
主席，我相信只有具備良好的政策配套，例如先辦好本地的大專教育，增加資助學額，完善目前的監管制度，興建足夠的學生宿舍，制訂好人口政策及出入境配套，放寬海外學生在香港實習工作的限制，建立明確的招生策略並積極地向海外各地推廣，才可以發揮教育產業化的效益，為香港匯聚人才，讓香港的教育產業成為國際品牌，讓院校、學生及整體社會都可以受惠。
所以，我在支持葉劉淑儀議員議案的基礎下提出修正案，希望能夠明確教育目標，確保教育服務的質素，以及滿足本地學生的需要。首先，政府應盡快檢討目前的教育產業化政策，在完善各項配套措施及滿足本地學生需要的大前提下，才作進一步推動，以健康地發展。我十分同意原議案的說法，任何教育服務的目標，都應該在於提升學生德、智、體、羣、美的素養，在傳授知識的同時培養學生良好品格；對此有任何偏離，就會令教育失去了靈魂，留下只有利益的軀殼。此外，修正案是希望教育的作用是能夠提升香港的文化素質，不可成為牟取暴利的工具。
修正案第(三)項的補充，旨在促進社會流動，減少跨代貧窮，並要求避免大專教育過分商品化，並完善現有措施，支援有經濟困難的學生升讀大專。正如我在11月28日有關青年的議案辯論中強調，大專生的貸款制度應該是減輕而不是增加學生的負擔，應該盡量減免學生的利息。
第(四)項是希望檢討目前的制度，加強規管各大專院校自負盈虧課程、設施配套和收生，避免收生政策向海外生傾斜，並提升相關院校管治的透明度，公開帳目予公眾監察。
事實上，目前自資課程良莠不齊，應該要設有有效的監督機制，淘汰不合格的課程。事實上，自資課程與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的資助課程由於條件差異，難以達到同一水平，所以現在出現的自資課程，只能集中開辦成本低，不涉及昂貴設備的學科；2010年的教資會報告也指出目前的監管問題。政府應盡快採納報告書的建議，統一對大專學院的規管。
至於避免收生政策向海外生傾斜一點，這不是希望排斥海外生。國際化對本地學生其實有莫大裨益，我們不應只強調海外生佔用資源，而忽略他們與本地學生交流所起的正面作用。問題是，在目前的外來生中，來自世界其他地區的比例偏低，而一些自資的優質碩士課程，更出現了百分之一百內地生的情況。我們應避免這種基於商業考慮，令收生向海外生(主要是內地生)傾斜的情況持續出現。
修正案中提出的最後一點，是要增加資助大專學額，並要制訂清晰、合理的海外學生比例，在教育國際化的同時維持符合入讀資格的本地學生得到教育的機會。主席，本地資助學位在十多年來也沒有增加，僅佔適齡人口的18%，令不少有資格的學生難以獲得資助學位。如果本地學生的需求長期無法滿足，出口教育服務必然會帶來本地學生和家長的不滿。至於教育國際化，我同意這有助開拓學生的國際視野，鞏固香港國際城市的地位；但根據教資會的數字，在研究院的研究課程中，海外學生比例在2008-2009年度由佔總學生人數的59%，升至2011-2012年度的73%，而當中有九成是來自內地的學生，這個比例太懸殊了。我們要在國際化和本地學生得到培養的問題上取得平衡，這是我要求制訂合理海外學生比例的原因。
對於張超雄議員提出建議教資會進行大幅改革，我在搜集資料的過程裏，發現社會並沒有就此作出太多討論；我們其實應在社會進行了充分的討論，凝聚共識後才實行。范國威議員提議限制海外生的數額至10%，這亦是過於嚴格，有違開放和教育國際化的精神。
主席，教育淪為商品的問題，已逐漸將教育作為培育人才的目標和理想邊緣化，將本小利大的課程最大化，將藝術文化和人文學科最小化，將院校和學生的關係功利化，更為香港和內地的學生帶來嚴重的分化。希望各位議員能夠支持我就原議案提出的修正，確保香港的教育質素，避免盲目產業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