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對很多外國人來說，香港在中西文化交流所擔當的角色，便體現了香港的都會魅力；當中包含了香港與中國的關係，包含了我們對中國的瞭解。
在當今的國際潮流下，世界各地都明白認識中國的重要。香港卻因為開展認識國家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引起一波又一波的反對浪潮，對於國民教育科裏，凡是提到國家的成就，都被簡單標籤為洗腦、政治灌輸，甚至連升國旗、參加交流團、太空人和奧運選手訪港，都被指是洗腦。諷刺的是，有人在行列中高舉愛中國的標語時，會被報以噓聲，反過來高舉殖民地時代的港英旗，舉英國米字旗，卻相安無事。
我認為大家對國民教育科有意見，對課程指引有憂慮，可透過自由表達，將問題解決。主席，我非常支持進行國民教育，但如果社會沒有共識，政府強行將其獨立成科，引起社會很大的爭議，我會有一定的保留。但是，今次國教事件，社會沒有認真討論問題，沒有營造一個互相尊重的討論氣氛，一有支持國教的聲音就被標籤、被醜化；在臉書上支持國教，會被欺凌；實行國教的學校，會被圍堵；老師又要表態，說明他們......我還記得老師被要求簽良心約章。彷彿所有人，都要受到國教浪潮的道德審查，要被迫表態，人人過關，無一幸免。
還記得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結束了一黨專政，可是也沒有禁止共產黨活動，蘇共長期以來仍是聲勢浩大的在野黨，久加諾夫至今仍安然無恙。老一輩的美國電影人和文化人，都無法忘記反共的麥卡錫主義對人權自由和創作帶來的破壞。伏爾泰曾說過︰“我不同意你說的話，但我誓死維護你說話的權利”。很受年輕人歡迎的電視劇“天與地”，當中提到“和諧”，不是100個人說同一句話，而是100個人說不同的話時，仍然懂得互相尊重。
但是，今次國教的反對浪潮所造就的社會氣氛，和尊重“民主、自由、人權”的核心價值，可說是180度相反。跟尊重、包容、和諧，距離太遠，跟麥卡錫主義則距離太近了。
我作為浸大校董，非常關注《中國模式》這本書所引發的問題。我注意到負責編寫手冊的浸大當代中國研究所，其實已多次發出新聞稿，強調《中國模式》內容觀點是引述西方學者概念和中國學者的演繹。較具爭議的“政黨惡鬥，人民當災”，是放在延伸討論一欄。手冊亦無迴避爭議，有論述“國內地方政府強徵土地”、“烏坎村事件”、“綠壩軟件”、“我爸是李剛”、“毒奶粉事件”，“動車追撞事件”等負面新聞報道。如果手冊真的想向學生洗腦，是否需要提及這些事件？
我也注意到，同樣由浸大當代中國研究所撰寫，在今年6月即國教事件爆發之前發表的《香港發展報告2012》，其實早已表明反對國民教育獨立成科的立場。我在此引述報告的74頁，如此說︰“國民教育的問題︰與其勉強推行令社會人士、教師和家長反對其內容含糊重疊的‘國民身份認同和中華文化’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徒增社會反彈情緒，倒不如撤去這些科目，並盡可能將其他相關學科(如歷史、經濟、地埋等專科)加入與中國有關的內容，以免課堂成為政治
思想(不論哪個方面)灌輸之地。”。
很可惜，在今次國教討論的過程中，很多說明和事實，都被忽略、被扭曲、被掩藏、被消音。
主席，我認為政府擱置國教指引，不應該代表國民教育的結束，而是另一個開始。政府應引導，讓社會能全面重新思考，如何更好推動學生認識國家。
有調查顯示，回歸後的一代，僅得約一成學生認為鴉片戰爭是殖民主義的侵略行為。我們當然亦不希望，我們的下一代，好像最近一位報紙專欄作者所提的，連“七七”和“九一八”的時序都分不清楚。
我特別想指出的是，上屆政府在新高中學制落實時，中國文化科被取消了，中國歷史科被選修了，讓修讀中史學生的人數大減。今年應考中學文憑試中史科的學生，由高峰期的四、五萬人大減至9 000人。政府一方面推動國民教育，一方面又輕視歷史，這是很荒謬的事。
我希望政府能糾正上屆政府的偏差，建構一套以國家歷史和事實為本，在各科目增加國家地理和藝術文化等元素，讓各持份者一起參與，推動下一代認識國家，瞭解國家。
說回議案提出要求局長辭職下台，我認為政府和局長已分別回應葉建源議員所提的一項要求及已制訂一項新政策。所以，要求他下台是有欠公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