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主席，受制於土地短缺，香港樓價過去一直高企，年青人置業無望，公屋輪候時間屢創新高，"劏房"的租金越來越貴，居住面積也越來越細小。我所代表的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同樣飽受土地和空間不足的困擾，窒礙了它們的發展。要長遠解決土地和空間不足的問題，尋找土地、開拓空間是不二法門。

特首在施政報告提出"明日大嶼願景"，準備在交椅洲海域填海興建1 700公頃的人工島，成為可供110萬人居住的新市鎮，也可成為香港第三個核心商業區，為香港未來的經濟發展注入新的投資和動力，從根本解決香港的土地短缺問題。

代理主席，回顧香港的發展歷史，一路走來，填海一直是新增土地供應的主要來源。香港的新市鎮為全港超過350萬人提供居所，而大部分新市鎮，包括觀塘、荃灣、沙田、屯門、將軍澳和東涌等也是填海得來的，而我們新舊兩個機場也是依靠填海取得土地興建的。在1985年至2000年，香港透過填海增加了3 000公頃的土地，但很可惜，在2001年至2015年這15年間，卻只增加了690公頃，填海的土地面積大幅減少，導致今天的土地困局。最近我看到一段反對填海的短片，有兩位小朋友與父親坐在由填海得來的海邊，表示擔心填海帶來的影響，這畫面確實有些諷刺。代理主席，我們這個議事堂和旁邊的政府總部位處的地方，也是填海得來的，而香港的灣仔、中環和西九龍的商業區，也是填海得來的。我相信也有很多同事也是居住在填海得來的土地上，沒有填海，就不會有今天的香港。因此，把填海視為十惡不赦的選項，絕對是無理取鬧。

當然，填海不應是唯一的選項，不少人指出，香港還有棕地、農地和政府的閒置土地等，只要好好使用這些土地，香港便無需填海。可是，要收回棕地和農地也是一個不易的選擇。棕地已有一定用途，例如貨櫃置放、汽車維修和廢物處理等社會必需的用途，政府要收回和發展這些土地，同時也須另覓土地去重置這些必需的作業，如果沒有額外空間，又如何重置呢？

無疑，善用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是責無旁貸的。對於政府相關部門過去在使用閒置土地和空置校舍上的表現，我自己便不太滿意，當中應該有很大的改善空間。可是，即使政府大幅提升使用這些土地的效率，也只是增加了既有土地的使用密度，正如俗語所說是"塘水滾塘魚"，無法在實質上開拓香港的空間，增加香港的土地供應。作為特區政府最大規模的基建和發展計劃，"明日大嶼願景"無可避免會引起一定爭議，當中坊間最關注的部分是計劃的費用。在沒有詳細預算和評估下，不論是5,000億元還是10,000億元，這都是一個不小數目，市民的憂慮也是可以理解的，雖然有人擔心，但並不代表政府是在倒錢下海。填海是一項滿足社會需求的重要投資，填海得來的土地是寶貴資產，除了可興建更多公營房屋和社會設施外，亦可發展經濟。議會內有同事曾經作出保守估計，此一項目的賣地收入可達6,000億元以上，再加上項目的發展年期較長，可以按年攤分支出，因此，在財政上並非無法負擔。至於計劃所帶來的經濟效益和就業機會，便更難以估算了。

此外，有了填海計劃，市場在預知未來會有龐大的土地供應後，發展商亦會及早出售或發展他們手中的土地。這種誘因將會提升，政府亦會變得有議價能力，能夠以較合理的價格收回土地另作發展，使政府可以重新掌握土地發展的主導權。

至於社會上其他的憂慮，例如擔心填海對環境帶來的影響、認為計劃是"遠水不能夠救近火"等，我認為要回應這些憂慮，還有待政府公布計劃的具體細節和展開相關研究。可是，一些無限上綱的反對口號，包括指計劃是為了滿足單程證來港人口而設，甚至指控"明日大嶼願景"是向中央獻媚等，完全是遠離了客觀事實，無助解決香港的土地問題。

主席，我支持特區政府運用各種方法增加土地儲備，包括填海。為了增加土地，我甚至認為政府應該同時考慮收回棕地和農地、充分使用政府閒置土地等選項。"明日大嶼願景"仍然是一個很概念性的方案，具體細節仍有待完善和進一步討論，但在現階段便對計劃作出種種無理猜測和指控，迴避香港嚴重欠缺土地的事實，便是一種極不負責任的看法和態度，亦對不起我們的下一代。

主席，我想談一談其他有關基建的問題。對於近日特區完成了兩項重要基建，即高鐵和港珠澳大橋，以及它們分別啟用，我非常歡迎，並認為將可大大促進兩地的溝通、聯繫、合作和經濟發展，而民間的交流亦會大量增加。在過去一星期，我已經兩次使用大橋，並認為它相當便捷。美中不足的是，大橋的車流量相當稀疏，問題不是沒有人使用，而是有需要的人未獲准使用，而我直至今天也未能以自駕方式前往內地或澳門。我在通行時，感覺好像是我一個人租用了整條大橋般。我希望特區政府可以做到合乎中央期望，把大橋管理和使用得更好，讓整個大灣區和"一小時生活圈"可以變成現實，擴闊港人的生活空間，同時亦發展我們的經濟。

主席，接下來我想就創意產業發言。我首先想談一談電影業。我在此先申報，我是香港電影發展局的主席。
最近，香港影壇老前輩鄒文懷先生辭世，令人感到相當惋惜。在電影黃金30年當中的參與開拓者一位、一位地離開了我們。鄒先生畢生投身香港電影事業，為香港電影注入創新意念，發掘了不少新臉孔和新題材，香港電影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輝煌，鄒老先生的貢獻不少。可惜的是，在上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香港電影業逐漸走向下坡，製作量由高峰期每年超過200部下降至最近的四五十部。為支持本地電影業，政府在1999年成立電影發展基金("基金")和香港電影發展局，以推動本地的電影製作、培育製作人才、宣傳本地的電影品牌及拓展觀眾群等。事實上，基金為一些中小型電影製作提供財政支援，支撐了部分電影製作量，而當中亦有不少佳作，例如近期的"逆流大叔"除贏得口碑外，票房收入亦超過1,500萬元。在2013年推出的首部劇情電影計劃 ("計劃")下所製作的電影，例如"一念無明"和"點五步"等更是有口皆碑，並為好一批電影新血提供了發揮的機會。

因此，相隔3年，繼2015年的施政報告宣布增撥2億元予基金後，政府再次回應我和業界的訴求，較大手筆地向基金投入10億元，大幅加大對電影業的支持和投入，對此我固然非常歡迎。其中為提升港產片的製作量，基金的資助範圍將會擴展至中型製作，而計劃亦將會優化，獲獎電影隊伍的數目和每隊隊伍所得的製作獎金將會提高。在此以前，計劃下的製作費可謂非常緊絀，不過，很多電影行業中的演員、職員和業界朋友為提攜後輩，均以近乎義務的性質參與和支持。然而，計劃如果長期依賴業界義務投入和支持，亦非健康的發展方向。政府能夠及時察覺問題，提高資助金額，讓得獎團隊有更多資源盡情發揮創意，讓參與製作的台前幕後工作人員有機會取得合理回報，將會令計劃可以走得更長遠。

不過，要推動本地電影業的發展和增加港產片的製作量，不能夠、也不應該單靠政府支持。讓投資者建立信心，視香港為電影製作基地，是更重要的措施。推動電影人才的培訓，以及加強對電影後期製作("後製")的支援，協助後製技術的革新，讓後製工序回流香港等工作，將會為電影業未來的發展奠下良好的基礎，自然是必不可少的工作。

另一方面，政府也須爭取香港電影更無障礙地進入內地市場。踏入千禧年代後，內地影視業漸入佳境，票房更屢創新高，由2007年的33億元人民幣發展到2017年的559億元人民幣，10年間增加超過15倍，投資者的眼光自然會轉移到商機無限的內地市場。但是，自回歸以來，港產片一直仍被視為境外製作，進入內地雖然不限配額，但仍須經中國電影集團公司統一進口，在審查、拍攝和放映等環節仍有很多關卡。合拍片雖然被視為境內製作，但亦有一些規定，例如內地主要演員的比例不得少於影片主要演員總數的三分之一、故事情節或主要人物須與內地有關等，限制了故事的創作，以及本地演員發揮的機會。
在種種限制下，香港電影不單難以搭上內地影業飛速發展的便車，走出低潮，相反不少電影製作特別是大型製作傾向轉移至內地，放眼內地龐大的市場，而本地電影製作的規模和數量，在此消彼長的情況下日趨縮減，本地電影人才也選擇北漂謀求發展機會，衍生出青黃不接的問題。為本地電影界拆牆鬆綁，讓港產片不再只限於700萬人的市場，並提供更大的商機，才能吸引更多投資者入場投資香港的電影製作，這才是增加製作量的基本措施。因此，特首在施政報告中表示會與中央政府磋商，提出進一步放寬與內地合拍片及港產片進入內地市場的訴求，我樂見其成，也期望政府能盡快有好消息向業界公布。

至於創意產業的另一個重要環節出版業，同樣地，本地出版業在進入內地市場方面仍有一定的障礙。對於如何進一步簡化本地圖書的審批和進口內地的程序，也希望政府能一同與內地機關磋商，為本地的出版界提供便利。

誠然，在今年的施政報告內，除提出推廣閱讀的措施與出版界或許有些微關係外，對出版界的支援可謂是零。特首在政綱中承諾會研究推行的授借權，在施政報告內也是隻字未提。雖然據了解政府和業界曾經討論授借權，但進度極之緩慢，始終未見有實質的工作及安排。我希望政府不要再拖延，並盡早回應本地作家和出版界的訴求，以落實這項鼓勵創作、支持本地出版業和推動本地創意產業發展的重要措施。

多謝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