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要擴大中產人口比例，我認為先要解答3個問題：第一，中產和社會的關係；第二，“中產”的定義；第三，中產究竟需要甚麼協助。

中產和社會的關係，很大程度決定了社會是否能和諧及平穩地發展。過去，很多人憑着堅毅的精神，努力捱到“出頭天”，成為社會的中流砥柱，支撐社會的經濟發展。當時他們多說承擔，少說福利，在經濟上能夠自給自足；他們不期待政府提供太多支援，只要求政府提供一個公平、廉潔的社會，以及開放、多元和創新的階梯，讓他們可憑自身努力，各展所長，逐步向上流動。

在我們成長的年代，身邊有很多令人鼓舞的奮鬥故事，但故事的主人翁能夠成功，很大程度取決於當時正在發展和機會處處的社會環境。只要願意努力，一般也可以改善生活。但是，時移勢易，香港經濟已日趨成熟，難有過往的高速增長。特區政府過去只是以“不干預”或“少干預”來回應經濟上的挑戰，令香港經濟單一由地產金融和旅遊業主導。新一代苦無發揮空間、機會越來越少之餘，收入增幅滯後，追不上樓價和通脹。

近日，一篇有關 “80後小夫妻終圓上車夢 ”的 報道，引起熱烈討論。男女主角分別從事文職及護士，月入共約5萬元，因為要償還學債和供養父母等，兩人自踏入社會便開始省吃儉用：走路上班、午餐食麪包、OT賺取“補水”和拍拖只能行公園，很辛苦才能儲到70萬元作首期及結婚之用。上述的故事，正正是今天很多青年人的真實寫照，不同的只是你選擇一個僅足以維持生存的生 活方式，直至有足夠首期、供樓、結婚、生兒育女；還是選擇正常的生活方式，將其他人生計劃延後。

兩代人向上流動的經歷截然不同，說明了失去良好的社會和經濟環境，單憑個人努力，新一代要躋身中產之列，享受中產的安穩生活，是越來越困難。不同國家和大部分市民均認同，“橄欖形結構”的中產社會是穩定社會和推動發展的主體力量。可惜的是，目前社會上很多身處中產行列的人士也緩慢地逐步向下流動，或是停滯不前。維持社會穩定的力量日漸弱化，這個趨勢非常令人憂慮。

如果我們認同，扶助中產和擴大中產人口比例，是社會穩定發展的其中一項重要元素，就要進一步解答第二個問題——即是“中產”的定義——才能對症下藥。有別於低下階層可以用貧窮線作為客觀清晰的界定，以及釐定政策的準則，所謂的“中產”一直欠缺客觀的定義。有人以職業和收入界定；有人以教育文化水平界定；也有人以生活態度、甚至自我認同來界定，或以是否擁有自己的物業來界定，總之就是各有說法。但是，無論是哪一種說法，當中所涵蓋的人口也相當多，訴求亦不可能完全一樣，所以應該有更仔細的定義和分類，才能全面及針對性地處理這個問題。

最後，是如何協助中產和推行合適的政策。過往，政府對中產的幫助，大部分只是稅務上的紓困措施，例如增加子女免稅額及退稅。這雖然有助減輕中產的負擔，但談不上是長遠的政策。其實中產最需要的，是一個可以憑自己努力向上爭取、發揮自己專業所長的環境，工作的回報足以照顧家庭，安居樂業。

所以，政府必須認清問題所在，更要考慮更長遠、更全面的經濟和社會政策，為社會各階層建立向上流動的空間。就此，政府應該發掘新的增長點，建立更多元和創新的階梯。例如，我一直促請當局，除了撥地和撥款興建西九文化區的硬件設施外，同時也要在軟件方面，支援文化創意產業和體育產業。長遠而言，可推動本地經濟，增加更多就業機會，提供更多持續進修的機會，讓青 年 人 有晉升的階梯。至於更深入的討論，我將會在下一項有關“制訂長遠及全面的產業政策”議案辯論中，繼續提出意見。在房屋方面，應是目前支援中產的重點。現時的樓價跟年青一代的薪酬和承擔能力嚴重脫節，如果中產連自己的住屋需要亦無法滿足，又如何令他們能夠安穩工作呢？所以，政府一定要增加興建資助房屋，更重要的，是落實各項大型發展計劃，提供更多可發展土地，落實改善市民的生活。

主席，香港過往的成功，有賴一代又一代的香港人，靠自己的努力，創造不同的成功故事。我明白，政府不能保證每一個人都可以成功、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中產，但當大部分人透過自己的努力也不能帶來合理的回報，很多符合不同定義的中產人士也高呼上樓無望的話，這已經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社會的問題。政府面對這個問題，是責無旁貸的。

主席，我謹此陳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