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主席，就立法會辯論“促請政府積極處理中港矛盾，並在制訂政策時需以‘港人優先’為依歸”的議案，措辭表面上看似十分中性，但其實影響十分深遠，我們必須三思而行。

提出“港人優先”，必須先釐清何謂“香港人”，事實上沒有這個定義及名詞存在，一直以來官方法定只有“香港居民”的身份，區分為“永久性居民”和“非永久性居民”，各自享有不同的權利和義務。

一直以來，“永久性居民”的定義受到爭議。隨着香港人口結構明顯變化，現時政府正就人口政策諮詢公眾，討論如何處理香港人口老化和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如果我們可以吸納更多內地專才來港，檢討現時居港7年的規限，社會便可提早吸納這羣勞動生力軍，增強香港的競爭力。

代理主席，社會近日熱議“新香港人”，對於有建議指香港未來發展必須依靠“新香港人”，這種觀點我認為帶有分化作用，也沒有意 義。過去170年來，香港居民從來沒有先後之分，沒有新舊之別。香港由小漁村發展成國際都會，是我們祖父輩數代人，在不同時期從內地移居香港，艱苦奮鬥的成果。香港社會成員來自四面八方，有不同國籍、種族文化、語言、歷史、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等，但大家均能包容共濟，守望相助，孕育出獨有的豐富文化內涵，匯聚中西文化，兼容並包。香港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文化大熔爐，也是香港優勢所在。

社會近年關注保育本土文化、集體回憶，本土意識增強，出現“撐”粵語運動和繁體字運動。不過，兩地文化差異卻被誇大，兩地融合引起一些摩擦被激化，出現廣東話與普通話、繁體字和簡體字之爭。其實，語言是約定俗成的，兩者並不排斥，亦無抵觸。

我要提出嚴正批評，上月初超過300名市民聯署，其中包括今天提出議案的范國威議員和另一位立法會議員，他們在香港一份收費報章、一份免費報章和一份台灣報章刊登廣告，指摘內地遊客及持單程證來港的內地居民數目太多，拋出“源頭減人”、“抗融合”、“拒赤化”的口號。這種對新移民帶有歧視的做法和看法，恕我不敢苟同。

誠然，一部分內地遊客的行為不文明、不守秩序，在公共交通工具插隊、飲食，隨地便溺等，但事實上，這些景觀在上世紀70年代的香港社會亦並非罕見。故此，我們不應“一竹篙打一船人”，標籤所有內地同胞，用帶有侮辱性的言論嘲笑他們為“蝗 蟲”，排斥內地人來港，甚至落井下石。例如，一名不幸在車禍中喪生的香港大學內地女生竟然被辱罵為“蝗蟲”。這些言論實在失去理性和基本人性。這些侮辱性言論實在應該被制止和被譴責。

盲目反對中港融合、挑動中港矛盾的言行，敵視所有與內地有關的人和事，甚至鼓吹“去中國化”、“去內地化”，只會損害香港的聲譽，傷害兩地人民感情。

主席，香港是國際大都會，更是購物和旅遊天堂，一向以專業及優質服務見稱。我們應設法提醒旅客入境問禁、守法守禮，並灌輸良好的公民意識，疏導排解兩地矛盾，而並非因噎廢食，把旅客和外國投資者拒諸門外，劃地為牢。

近數年，內地同胞大量來港，出現與本地人爭產科床位、爭學額、爭“飯碗”、爭住屋、爭地鐵、爭奶粉等現象，而特區政府採取的應對措施，包括跨境學童、內地水貨客、“限奶令”、內地人來港置業，以至“港人港地”、叫停“深圳非戶籍居民一簽多行來港”等，皆是非常而短期的做法，“特事特辦”，逼不得已的權宜之計，暫時緩解當前的社會矛盾。

主席，我們的社會制度必須以照顧本地需要為首要考慮，但我們亦要十分小心，因為過分演繹“港人優先”的概念，甚至將其政治化，以及對內地人“妖魔化”，只會帶給人保護主義，閉關鎖港的負面影響。故此，我並不贊成“一刀切”將“港人優先”原則應用於所有政策上，因為此舉會嚴重偏離政府一貫自由開放平等的政策。

排拒所有內地人和外地人，把所有遊客、投資者、訪客，以至外地學生一併拒諸門外，恐怕會衝擊本地經濟，打擊各行各業的生計，更會損害香港跟國際及內地的人文和文化交流，影響極其深遠，百害而無一利，會摧毀香港自由經濟的百年基業。

主席，明智和長治久安之策，是政府嚴肅檢討現有政策，認真應付大量內地人湧入本港。政府施政必須保持高度靈活，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很多矛盾只是出現於一時一地，容易事過境遷。相反，如果政府盲目執行“港人優先”政策，將其絕對化，反而會容易弄巧反拙。

因此，我認為“港人優先”的概念必須小心謹慎、有限制地應用，在制訂政策的同時應兼顧中港雙方，避免一些帶有歧視性的措施，以免加深社會矛盾。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梁繼昌議員、田北辰議員、何俊仁議員及葉國謙議員的修正案。

多謝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