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首先要多謝梁繼昌議員提出一個很值得討論的議題。原議案提到要擴闊稅基，大幅提高人力資本及社會基礎建設的投資，有部分內容我是同意的，但同時——希望我沒有曲解梁議員的意思——原議案的內容似乎是指擴闊稅基後，政府的收入就會隨之而增加，因此也有能力大幅增加其他社會投資，這樣是否將擴闊稅基與加稅混為一談，令擴闊稅基的討論有可能劃上句號呢？
對於市民而言，一提到擴闊稅基，就自然會聯想到加稅，繼而“耍手擰頭”，討論的焦點很易會被轉移，建議也會不了了之。在目前的社會氣氛，再加上政府本身坐擁豐厚財政儲備的前提下，要說服市民接受擴闊稅基，不論是加設哪一種稅項，恐怕也只是一個容易引起民怨、自製政治炸彈的行為，政府亦不會貿然冒險。可是，反過來看，如果我們不趁目前經濟條件較好的時候研究擴闊稅基，難道要等到經濟差的時候才想辦法？
香港稅基狹窄是一個老掉牙的問題，目前的稅務收入主要來自利得稅、印花稅和薪俸稅等與經濟環境直接掛鈎的稅種，經濟好的時候，庫房的收益自然增加。可是，眾所周知經濟周期必然有起伏，一旦經濟衰退，從以上稅項所收回的稅款自然會大打折扣，如果稅基狹窄，政府又沒有其他稅項保障收入來源，就很可能會構成財政赤字。
很多人都認同簡單低稅制是香港經濟賴以成功的基石。無可否認，簡單低稅制的確是吸引外來投資的重要因素，但稅基過於狹窄，也可能令政府缺乏持續穩定收入，提升整體競爭力。例如，社會希望政府在教育、醫療和福利等方面作長遠的承擔，但政府受制於稅收問題，收入不穩定，做事每每綁手綁腳，自然也不敢作出過多的承諾。
或許有人會認為，政府拒絕作長遠承擔是不負責任的表現，但我們不能否認，如果財政資源這塊“餅”沒有造大，要進一步增加社會投資，就要壓縮甚至削減其他開支。因此，我認為真正負責任的表現，應是從研究擴闊稅基入手，引導社會在這方面作理性的討論，以重整公共財政，運用盈餘規劃長遠政策，為社會帶來更大的效益。
我希望市民明白，擴闊稅基和加稅之間並沒有必然的等號。擴闊稅基旨在令稅項更多元化，建立一個更公平和更穩定的稅制。在維持量入為出的理財原則，以及現時經濟條件比較好的環境下，政府要向市民清楚交代，提供更多有關未來公共開支預測的數據，特別是人口老化帶來的挑戰，讓社會對擴闊稅基有更充足的討論，研究如何進行改革。同時，為避免加重市民的負擔、避免對經濟及民生造成重大的影響，將來如要開徵新稅種，也可考慮調整部分或降低目前的稅項，使公眾更容易接受。
主席，原議案同時提到提高人力資本及社會基礎建設的投資，對此我是贊成的，但我認為如果將資源單用在這兩個方面是遠遠不足夠的。在全球化的大環境下，知識型經濟是發展的大方向。要在這大趨勢中保持競爭力，創新和創意就是當中的重要元素。我們要在傳統經濟模式的思維外，另覓創新的出路，亦應利用稅制政策和公共開支促進經濟發展，開拓新的領域，提高香港長遠競爭力，以免被競爭對手拋離。
環顧香港周邊的經濟體系近年都積極開拓不同的出路，例如上海自貿區的建立、韓國經濟的多元創新，亦旨在加速升級轉型。面對後勁凌厲的競爭對手，我們必須把握仍然存在的優勢，積極尋找新功能定位。事實上，社會過往不時都有相關的討論，上屆政府亦提出發展六大優勢產業，的確曾給予我們一個嶄新的發展方向。可惜歷年來產業政策不完整，很多時候也流於東併西湊，甚至是畫餅充飢。
舉例來說，在文化產業政策上，多年來只見政府在空間資源部分着手發展西九文化區，卻未見整套產業政策，在人力資源、財政資源及政策資源上作適當的配合，只有零碎的支援措施。西九雖然帶來一流的硬件配套，然而我們仍需思考文化的角色和定位，以投入更多資源，思考如何將文化轉化成促進經濟的創意活動，將公共開支轉化成社會資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