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主席，我多謝謝偉銓議員提出這項市民十分關心的議案。房屋供應不足，居住環境擠迫，樓價與市民承擔能力脫節，公營房屋輪候人數大幅增加，年青人難以置業安居，成家立室無望，身處於“劏房”的貧窮人士，更要繼續忍受貧民窟一般的居住環境等，確實令社會充滿怨氣，是市民從對政府有期望變為失望的主要原因。

住屋是人的基本需要，亦是社會和諧穩定的凝固劑。新加坡的組屋計劃，便是令香港人最羨慕的例子，當地的組屋不單為八成新加坡國民提供居所，更以促進種族和諧，增強國家認同為目標，成為新加坡政治經濟穩定的根本保證。

過去的殖民地政府，深知房屋問題的重要性。麥理浩時代的十年建屋計劃，被很多社會科學家公認為港英政府為部署香港前途談判，而在香港爭取民心的其中一項重要社會工程。雖然計劃最終未能完全達致原來目標，但也奠定了香港公營房屋計劃的基礎。

回歸後，董先生為房屋政策訂下三大目標，包括每年興建房屋單位85 000個。這個計劃本來可以獲得掌聲，可惜因為金融風暴降臨，這個計劃被歸咎為負資產元兇而最後胎死腹中。

不知道是否因為“八萬五”的慘痛教訓，上屆政府的房屋政策，從過去積極介入為市民解決上樓問題，像鐘擺般變為完全自由放任，交由市場解決的另一個極端。除了保留照顧基層市民所必需的公共房屋外，政府完全退出市場，將房屋供應完全交由市場負責。

在處理土地問題上，政府將賣地變成勾地，由地產商主導土地供應；土地平整工作幾乎停頓，土地儲備亦空空如也。在建屋問題上，居者置其屋計劃被劃上歷史句號。2007年至2011年，每年建屋量跌至不足3萬，其中3年的私樓供應量不足1萬，是1985年以來從未見過的低位。房屋開支佔公共開支的比例，亦由2000-2001年度的15.1%下降至2010-2011年度的4.2%。

在金融風暴後，政府在房屋政策上作出調整，可說是有實際需要，但自2007年起，本地樓價不斷上升，連中產亦開始憂心上樓問題。和其他民間團體一樣，我和新論壇的朋友當時積極要求政府檢討房屋政策。但是，上屆政府一直漠視民間的強烈訴求，導致今天房屋供求嚴重失衡的局面。

雖然現屆政府已改弦易轍，將增加土地供應定為首要工作，但要改善過去多年累積下來的問題，難以一蹴而就。政府最近推出長遠房屋策略諮詢文件，我相信因為土地的限制，這份文件無法提出要研究和討論兩個關鍵問題，便是私人房屋住戶的住屋開支比例和人均居住面積。

可是，政府不提出相關討論，是否表示問題不存在也無須討論？我認為答案是否定的。代理主席，新論壇一直要求，政府建立一套清晰、明確的持續性房屋政策，協助市民滿足房屋需求，為香港市民的居住需要、置業比例、人均最低居住面積，承擔能力等制訂政策目標，切實改善市民的居住質素。

我十分認同謝偉銓議員今天提出的議案的精神。但是，謝議員提到，在5年內將住屋開支佔住戶入息的比例，由現時的37%下調至30%，以及其後10年再將有關比例下降至25%以下，是基於甚麼原因及釐定準則的呢？是否有充分的研究數據支持？是否切實可行？這個計劃會否偏向計劃經濟模式？這些都是我們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至於提升人均居住面積的建議，我想香港很多中產人士都十分認同。相當多基層市民居住在公營房屋，但經齊條件較佳的中產人士，大多居住在實用面積只有四、五百平方呎，空間狹窄的房屋內，連新加坡的組屋都比不上，收入不錯的中產也要活在蝸居之中，可說是香港中產獨有的問題。如果作為社會中流砥柱的中產人士都不能有合理的居住環境，要求不能得到滿足，怎能讓社會和諧穩定？

代理主席，在衣、食、住、行4種基本需要當中，住屋方面的開支最多，也最能影響市民的生活質素。大多數市民並不祈求有個五星級的家，只要求有個可以負擔得起，並有合理空間的家。很可惜，因為過去的政策和客觀環境等因素，香港的住屋問題不斷惡化，距離市民的期望越來越遠。我非常希望現屆政府加倍努力，追回失去的時間，為以香港為家的市民營造更合理，又負擔得起的居住環境。

我謹此陳辭，多謝代理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