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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振本地教育質素,停止教育盲目產業化
20.12.2012

主席,我先作利益申報,我是香港浸會大學(“浸大”)的校董,亦是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專業進修諮詢委員會的委員。

 

主席,雖然香港人未必感受到,但從海外的標準來看,香港大專教育的成績確實優越。根據國際高等教育及人力資源研究機構的世界大學排名,香港大學再次蟬聯亞洲首位,排名第二十三,香港科技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也躋身前40名,而香港城市大學、香港理工大學及浸大也躋身300名內。對於一個只有700萬人的城市,我們的大學經過長期用心經營而取得的成績,確是值得自豪的。

 

主席,美國、英國、澳洲和新加坡都很積極地將教育作為優勢產業向外輸出,在世界各地招攬學生。經濟上,教育產業可以為地區帶來龐大的經濟效益,而業界的先驅澳洲,其教育佔整體出口服務26%。在全球化下,匯聚人才是城市競爭力的重要指標,而優質的專上教育是打勝人才戰的關鍵,也有助建立約瑟夫奈教授(Prof Joseph NYE)所提出的“軟實力”概念,提升城市的領導地位。所以,香港成績卓越的教育服務,是有助加強香港的城市競爭力,強化香港“軟實力”的。故此,我和新論壇的朋友,大概在10年前參考了其他地區的情況,提出了教育產業化的概念,希望扭轉過去香港經濟過於單一的問題,促進香港產業多元化,增加經濟的抗逆能力。

 

然而,很可惜的是,特區政府緊抱着積極不干預政策,對於扶助任何行業的產業政策都十分保留。最後,在社會不同團體的要求下, 政府才在2006年進行研究,到了2009年便提出將教育服務列為香港六大新興優勢產業之一,之後透過提供低息貸款及撥地予院校,放寬收取外地生的限制,促成所謂的產業化。但是,對於社會要求增撥資源改善本地大專教育,增加副學士的資助銜接學位,以及完善專上院校的監督,卻是着墨甚少,也缺乏以建立香港品牌為主的向外招生策略。故此,所謂的產業政策,延續了積極不干預的老路。

 

主席,放任市場自行調節,沒有資源投入,“半桶水”的產業政策,帶來的不是優質教育,而是教育服務盲目的市場化、商品化及功利化。在單一市場力量驅使下,不同院校針對資助學位不足、副學士銜接出現的“短板”,以及國內學生對香港大專教育要求的龐大商機,集中開辦本小利大的課程。院校濫收、超收學生、學科單一化、課程質素差、院校配套嚴重不足、以贈送iPhone招生,以及內地生主佔海外生的數額等問題,都反映了目前大專教育被嚴重商品化的問題。更令人難以理解的是,在新的產業政策下,政府不是設法吸引一些知名優質的辦學機構來港辦學,而是將寶貴的土地資源,給予以富豪子女為銷售對象,純粹以謀利為目的的海外辦學團體,將資源亂配。這些措施完全扭曲了我和新論壇所倡議的教育產業化,將香港優質服務輸出,建立香港“軟實力”的原來構思。

 

主席,我相信只有具備良好的政策配套,例如先辦好本地的大專教育,增加資助學額,完善目前的監管制度,興建足夠的學生宿舍,制訂好人口政策及出入境配套,放寬海外學生在香港實習工作的限制,建立明確的招生策略並積極地向海外各地推廣,才可以發揮教育產業化的效益,為香港匯聚人才,讓香港的教育產業成為國際品牌,讓院校、學生及整體社會都可以受惠。

 

所以,我在支持葉劉淑儀議員議案的基礎下提出修正案,希望能夠明確教育目標,確保教育服務的質素,以及滿足本地學生的需要。首先,政府應盡快檢討目前的教育產業化政策,在完善各項配套措施及滿足本地學生需要的大前提下,才作進一步推動,以健康地發展。我十分同意原議案的說法,任何教育服務的目標,都應該在於提升學生德、智、體、羣、美的素養,在傳授知識的同時培養學生良好品格;對此有任何偏離,就會令教育失去了靈魂,留下只有利益的軀殼。此外,修正案是希望教育的作用是能夠提升香港的文化素質,不可成為牟取暴利的工具。

 

修正案第(三)項的補充,旨在促進社會流動,減少跨代貧窮,並要求避免大專教育過分商品化,並完善現有措施,支援有經濟困難的學生升讀大專。正如我在11月28日有關青年的議案辯論中強調,大專生的貸款制度應該是減輕而不是增加學生的負擔,應該盡量減免學生的利息。

 

第(四)項是希望檢討目前的制度,加強規管各大專院校自負盈虧課程、設施配套和收生,避免收生政策向海外生傾斜,並提升相關院校管治的透明度,公開帳目予公眾監察。

 

事實上,目前自資課程良莠不齊,應該要設有有效的監督機制,淘汰不合格的課程。事實上,自資課程與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的資助課程由於條件差異,難以達到同一水平,所以現在出現的自資課程,只能集中開辦成本低,不涉及昂貴設備的學科;2010年的教資會報告也指出目前的監管問題。政府應盡快採納報告書的建議,統一對大專學院的規管。

 

至於避免收生政策向海外生傾斜一點,這不是希望排斥海外生。國際化對本地學生其實有莫大裨益,我們不應只強調海外生佔用資源,而忽略他們與本地學生交流所起的正面作用。問題是,在目前的外來生中,來自世界其他地區的比例偏低,而一些自資的優質碩士課程,更出現了百分之一百內地生的情況。我們應避免這種基於商業考慮,令收生向海外生(主要是內地生)傾斜的情況持續出現。

 

修正案中提出的最後一點,是要增加資助大專學額,並要制訂清晰、合理的海外學生比例,在教育國際化的同時維持符合入讀資格的本地學生得到教育的機會。主席,本地資助學位在十多年來也沒有增加,僅佔適齡人口的18%,令不少有資格的學生難以獲得資助學位。如果本地學生的需求長期無法滿足,出口教育服務必然會帶來本地學生和家長的不滿。至於教育國際化,我同意這有助開拓學生的國際視野,鞏固香港國際城市的地位;但根據教資會的數字,在研究院的研究課程中,海外學生比例在2008-2009年度由佔總學生人數的59%,升至2011-2012年度的73%,而當中有九成是來自內地的學生,這個比例太懸殊了。我們要在國際化和本地學生得到培養的問題上取得平衡,這是我要求制訂合理海外學生比例的原因。

 

對於張超雄議員提出建議教資會進行大幅改革,我在搜集資料的過程裏,發現社會並沒有就此作出太多討論;我們其實應在社會進行了充分的討論,凝聚共識後才實行。范國威議員提議限制海外生的數額至10%,這亦是過於嚴格,有違開放和教育國際化的精神。

 

主席,教育淪為商品的問題,已逐漸將教育作為培育人才的目標和理想邊緣化,將本小利大的課程最大化,將藝術文化和人文學科最小化,將院校和學生的關係功利化,更為香港和內地的學生帶來嚴重的分化。希望各位議員能夠支持我就原議案提出的修正,確保香港的教育質素,避免盲目產業化。

 

多謝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