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張宇人議員提出的"制訂輸入非本地培訓醫生的新機制"議案。代理主席，對於是否需要增加引入非本地培訓醫生題，其實社會討論已久，本會亦曾多次就這議題進行辯論。這項議案是張宇人議員在2019年5月提出的，一年半已經過去，情況未有任何改善，議題至今仍是急需解決的問題。

代理主席，事實上，香港並非一直以高門檻對待海外受訓歸來的本地醫生或應聘來港服務的醫生。在有關政策於1996年9月收緊前，指定英聯邦國家的海外受訓醫生可以在香港免試執業。據立法會秘書處的資料顯示，單在1990年至1995年期間，香港每年平均從境外引入200名醫生，估計佔2018年年底整體醫生人數的16%。但自從政策收緊後，施加了十分嚴苛的限制條件，在1997年至2018年期間，只有457名海外醫生獲准在香港執業，僅佔2018年年底香港整體醫生供應的3%。

根據食物及衞生局("食衞局")的統計數字，在2019年，香港每1000名人口只有2名醫生。當然，考慮到公私營醫療結構失衡，公立醫院還要提供約九成的住院服務，所以實際情況只會更差。對照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最新數據，每1000名人口的醫生比例，全球平均數是3.5，相比之下，香港不單比不上鄰近國家，例如韓國2.4、日本2.5的水平，更大幅落後於大部分歐洲國家。有人推算，若要追上OECD的每千人口醫生比例的標準，我們最低限度要增加超過1萬名醫生。在OECD成員國中，海外受訓醫生平均佔整體醫生人數約17%，部分經合組織成員國的海外受訓醫生比例甚至更高，例如新西蘭是42%，挪威是40%，澳洲是33%，英國是28%及美國是25%。顯而易見，香港絕對有條件及有必要放寬海外受訓醫生在本地執業的規定，以紓緩嚴重的人手不足問題。

代理主席，作為增加人手供應的方法之一，引入海外醫生應以不降低本地醫療服務質素為原則。香港醫務委員會在2019年制訂新方案，海外醫生來港屬有限度註冊，從事3年有限度註冊工作後仍要考取執業試，豁免實習只可以提供極少誘因，而事實證明，新方案完全欠吸引力。自實行至今，申請及獲審批豁免實習的個案只是單位數，可說是杯水車薪，又怎談得上紓緩公營醫療人手不足呢？不幸的是"屋漏兼逢連夜雨"，香港自反修例運動開始，社會陷入一片混亂，今年年初又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相信對於吸引非本地培訓醫生來港，會帶來負面影響。

不少人直接指出，歸根究底，對海外醫生來港註冊影響最深的，是醫生執業試的高門檻。有人擔心門檻下降會導致劣幣驅逐良幣，關鍵在於，現時的醫生執業試是否唯一可行的把關方法？以新加坡為例，自上世紀70年代推行免試制度，准許選定醫學院的海外受訓醫生透過海外受訓醫生計劃或有條件註冊計劃，到當地工作，前者要在公立醫院服務2年至4年，並通過監督期；後者要求更嚴謹，亦要通過實習認證。新加坡的經驗是，以認可醫學院在醫療培訓的認證，以及監督期或實習認證作質素保證，結果顯示，即使缺乏執業試把關，新加坡依然有效地維持醫療服務的質素。代理主席，新加坡的經驗是否值得我們參考呢？

話說回來，要切實解決公營醫療人手不足的問題，單是放寬輸入海外醫生的機制，而不改善公立醫院的工作環境，只會事倍功半。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在2019年6月發布的民調顯示，有一半受訪者擔心海外醫生在本地成功獲得註冊後，均會轉到私人市場執業，這並非空穴來風。要增加公營醫院的醫生人手，醫院管理、工作環境、待遇等因素環環相扣，應該同時研究改善，才可以停止人才流失。

食衞局曾在2017年進行人力需求推算，即使在最佳的情況下，2020年醫生短缺人數仍高達500人，到2030年更會倍增。我們固然不能指望單靠輸入海外醫生便可以解決人手不足問題，政府必須多管齊下，包括大幅增加本地醫科學額；短期而言，社會必須要有共識，增加引入海外醫生以解燃眉之急。在不降低本地醫療服務質素的前提下，必須及時作出反應，放寬引入海外受訓醫生的機制。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