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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施政報告辯論(一)
07.11.2018
代理主席,受制於土地短缺,香港樓價過去一直高企,年青人置業無望,公屋輪候時間屢創新高,"劏房"的租金越來越貴,居住面積也越來越細小。我所代表的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同樣飽受土地和空間不足的困擾,窒礙了它們的發展。要長遠解決土地和空間不足的問題,尋找土地、開拓空間是不二法門。

特首在施政報告提出"明日大嶼願景",準備在交椅洲海域填海興建1 700公頃的人工島,成為可供110萬人居住的新市鎮,也可成為香港第三個核心商業區,為香港未來的經濟發展注入新的投資和動力,從根本解決香港的土地短缺問題。

代理主席,回顧香港的發展歷史,一路走來,填海一直是新增土地供應的主要來源。香港的新市鎮為全港超過350萬人提供居所,而大部分新市鎮,包括觀塘、荃灣、沙田、屯門、將軍澳和東涌等也是填海得來的,而我們新舊兩個機場也是依靠填海取得土地興建的。在1985年至2000年,香港透過填海增加了3 000公頃的土地,但很可惜,在2001年至2015年這15年間,卻只增加了690公頃,填海的土地面積大幅減少,導致今天的土地困局。最近我看到一段反對填海的短片,有兩位小朋友與父親坐在由填海得來的海邊,表示擔心填海帶來的影響,這畫面確實有些諷刺。代理主席,我們這個議事堂和旁邊的政府總部位處的地方,也是填海得來的,而香港的灣仔、中環和西九龍的商業區,也是填海得來的。我相信也有很多同事也是居住在填海得來的土地上,沒有填海,就不會有今天的香港。因此,把填海視為十惡不赦的選項,絕對是無理取鬧。

當然,填海不應是唯一的選項,不少人指出,香港還有棕地、農地和政府的閒置土地等,只要好好使用這些土地,香港便無需填海。可是,要收回棕地和農地也是一個不易的選擇。棕地已有一定用途,例如貨櫃置放、汽車維修和廢物處理等社會必需的用途,政府要收回和發展這些土地,同時也須另覓土地去重置這些必需的作業,如果沒有額外空間,又如何重置呢?

無疑,善用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是責無旁貸的。對於政府相關部門過去在使用閒置土地和空置校舍上的表現,我自己便不太滿意,當中應該有很大的改善空間。可是,即使政府大幅提升使用這些土地的效率,也只是增加了既有土地的使用密度,正如俗語所說是"塘水滾塘魚",無法在實質上開拓香港的空間,增加香港的土地供應。作為特區政府最大規模的基建和發展計劃,"明日大嶼願景"無可避免會引起一定爭議,當中坊間最關注的部分是計劃的費用。在沒有詳細預算和評估下,不論是5,000億元還是10,000億元,這都是一個不小數目,市民的憂慮也是可以理解的,雖然有人擔心,但並不代表政府是在倒錢下海。填海是一項滿足社會需求的重要投資,填海得來的土地是寶貴資產,除了可興建更多公營房屋和社會設施外,亦可發展經濟。議會內有同事曾經作出保守估計,此一項目的賣地收入可達6,000億元以上,再加上項目的發展年期較長,可以按年攤分支出,因此,在財政上並非無法負擔。至於計劃所帶來的經濟效益和就業機會,便更難以估算了。

此外,有了填海計劃,市場在預知未來會有龐大的土地供應後,發展商亦會及早出售或發展他們手中的土地。這種誘因將會提升,政府亦會變得有議價能力,能夠以較合理的價格收回土地另作發展,使政府可以重新掌握土地發展的主導權。

至於社會上其他的憂慮,例如擔心填海對環境帶來的影響、認為計劃是"遠水不能夠救近火"等,我認為要回應這些憂慮,還有待政府公布計劃的具體細節和展開相關研究。可是,一些無限上綱的反對口號,包括指計劃是為了滿足單程證來港人口而設,甚至指控"明日大嶼願景"是向中央獻媚等,完全是遠離了客觀事實,無助解決香港的土地問題。

主席,我支持特區政府運用各種方法增加土地儲備,包括填海。為了增加土地,我甚至認為政府應該同時考慮收回棕地和農地、充分使用政府閒置土地等選項。"明日大嶼願景"仍然是一個很概念性的方案,具體細節仍有待完善和進一步討論,但在現階段便對計劃作出種種無理猜測和指控,迴避香港嚴重欠缺土地的事實,便是一種極不負責任的看法和態度,亦對不起我們的下一代。

主席,我想談一談其他有關基建的問題。對於近日特區完成了兩項重要基建,即高鐵和港珠澳大橋,以及它們分別啟用,我非常歡迎,並認為將可大大促進兩地的溝通、聯繫、合作和經濟發展,而民間的交流亦會大量增加。在過去一星期,我已經兩次使用大橋,並認為它相當便捷。美中不足的是,大橋的車流量相當稀疏,問題不是沒有人使用,而是有需要的人未獲准使用,而我直至今天也未能以自駕方式前往內地或澳門。我在通行時,感覺好像是我一個人租用了整條大橋般。我希望特區政府可以做到合乎中央期望,把大橋管理和使用得更好,讓整個大灣區和"一小時生活圈"可以變成現實,擴闊港人的生活空間,同時亦發展我們的經濟。

主席,接下來我想就創意產業發言。我首先想談一談電影業。我在此先申報,我是香港電影發展局的主席。
最近,香港影壇老前輩鄒文懷先生辭世,令人感到相當惋惜。在電影黃金30年當中的參與開拓者一位、一位地離開了我們。鄒先生畢生投身香港電影事業,為香港電影注入創新意念,發掘了不少新臉孔和新題材,香港電影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輝煌,鄒老先生的貢獻不少。可惜的是,在上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香港電影業逐漸走向下坡,製作量由高峰期每年超過200部下降至最近的四五十部。為支持本地電影業,政府在1999年成立電影發展基金("基金")和香港電影發展局,以推動本地的電影製作、培育製作人才、宣傳本地的電影品牌及拓展觀眾群等。事實上,基金為一些中小型電影製作提供財政支援,支撐了部分電影製作量,而當中亦有不少佳作,例如近期的"逆流大叔"除贏得口碑外,票房收入亦超過1,500萬元。在2013年推出的首部劇情電影計劃 ("計劃")下所製作的電影,例如"一念無明"和"點五步"等更是有口皆碑,並為好一批電影新血提供了發揮的機會。

因此,相隔3年,繼2015年的施政報告宣布增撥2億元予基金後,政府再次回應我和業界的訴求,較大手筆地向基金投入10億元,大幅加大對電影業的支持和投入,對此我固然非常歡迎。其中為提升港產片的製作量,基金的資助範圍將會擴展至中型製作,而計劃亦將會優化,獲獎電影隊伍的數目和每隊隊伍所得的製作獎金將會提高。在此以前,計劃下的製作費可謂非常緊絀,不過,很多電影行業中的演員、職員和業界朋友為提攜後輩,均以近乎義務的性質參與和支持。然而,計劃如果長期依賴業界義務投入和支持,亦非健康的發展方向。政府能夠及時察覺問題,提高資助金額,讓得獎團隊有更多資源盡情發揮創意,讓參與製作的台前幕後工作人員有機會取得合理回報,將會令計劃可以走得更長遠。

不過,要推動本地電影業的發展和增加港產片的製作量,不能夠、也不應該單靠政府支持。讓投資者建立信心,視香港為電影製作基地,是更重要的措施。推動電影人才的培訓,以及加強對電影後期製作("後製")的支援,協助後製技術的革新,讓後製工序回流香港等工作,將會為電影業未來的發展奠下良好的基礎,自然是必不可少的工作。

另一方面,政府也須爭取香港電影更無障礙地進入內地市場。踏入千禧年代後,內地影視業漸入佳境,票房更屢創新高,由2007年的33億元人民幣發展到2017年的559億元人民幣,10年間增加超過15倍,投資者的眼光自然會轉移到商機無限的內地市場。但是,自回歸以來,港產片一直仍被視為境外製作,進入內地雖然不限配額,但仍須經中國電影集團公司統一進口,在審查、拍攝和放映等環節仍有很多關卡。合拍片雖然被視為境內製作,但亦有一些規定,例如內地主要演員的比例不得少於影片主要演員總數的三分之一、故事情節或主要人物須與內地有關等,限制了故事的創作,以及本地演員發揮的機會。
在種種限制下,香港電影不單難以搭上內地影業飛速發展的便車,走出低潮,相反不少電影製作特別是大型製作傾向轉移至內地,放眼內地龐大的市場,而本地電影製作的規模和數量,在此消彼長的情況下日趨縮減,本地電影人才也選擇北漂謀求發展機會,衍生出青黃不接的問題。為本地電影界拆牆鬆綁,讓港產片不再只限於700萬人的市場,並提供更大的商機,才能吸引更多投資者入場投資香港的電影製作,這才是增加製作量的基本措施。因此,特首在施政報告中表示會與中央政府磋商,提出進一步放寬與內地合拍片及港產片進入內地市場的訴求,我樂見其成,也期望政府能盡快有好消息向業界公布。

至於創意產業的另一個重要環節出版業,同樣地,本地出版業在進入內地市場方面仍有一定的障礙。對於如何進一步簡化本地圖書的審批和進口內地的程序,也希望政府能一同與內地機關磋商,為本地的出版界提供便利。

誠然,在今年的施政報告內,除提出推廣閱讀的措施與出版界或許有些微關係外,對出版界的支援可謂是零。特首在政綱中承諾會研究推行的授借權,在施政報告內也是隻字未提。雖然據了解政府和業界曾經討論授借權,但進度極之緩慢,始終未見有實質的工作及安排。我希望政府不要再拖延,並盡早回應本地作家和出版界的訴求,以落實這項鼓勵創作、支持本地出版業和推動本地創意產業發展的重要措施。

多謝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