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青年人是未來社會的主人翁，協助青年人向上流動，發揮所長和安居樂業，才能夠確保社會可以平穩而持續地發展，但很不幸地，今天香港很多青年朋友竟然是對前景最憂慮，最沒有信心的一羣。

很多人把現時青年人對社會的怨氣，歸咎於沒有足夠的大學學位、學債的負擔沉重、青年人收入低，無法置業，甚至連青年人參與佔中，亦與不能向上流動掛鈎。佔中運動發生之後，政府特別提出要推行青年工作，更被不少人批評為後知後覺。首先，我不認同政府忽略了青年人。事實上，政府一直有推行青年工作，只是做得不夠好，或不夠針對性，甚至是對錯焦點。特首早前宣布，在新一屆扶貧委員會轄下設立專責小組，從教育、就業和培訓數方面探討如何促進基層青年向上流動。誠然，青年的怨氣和不滿來自多方面，並不是單單推出一、兩項政策便能解決問題。

主席，我們年輕時所面對的，只是香港自身的發展和本地競爭，我們當時對工作和生活條件的要求也比較簡單，比較容易滿足。但時移勢易，今天青年人面對的，是全球化的大環境，是後物質主義社會帶來的挑戰。相比世界很多其他經濟體系，香港的確相當繁榮，但繁榮的另一面，便是產業單一化，青年人欠缺多元的出路，向上流動的可能，感覺上越來越少。青年人覺得發展空間狹窄，也不滿足於好像倒模般，沒有靈魂地追求一份社會認同的工作，他們希望選擇適合自己的職業，有實踐理想的空間。再者，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化的城市，越來越多不同國籍、地區的人士選擇來香港工作。換言之，他們看到香港的前景，但今天青年人面對來自世界各地的競爭。問題是我們的教育和政策，有否協助下一代裝備好自己，做好面對激烈競爭，甚至是向外發展的準備？單一的經濟結構，有否為青年人提供充分的發揮空間，這才是我們的問題所在。

另一個問題是政府和很多父母有否替青年人做好他們的期望管理呢？成功靠“父幹”而不是靠苦幹，是近年青年人用來互相挖苦的一句話，大約的意思，是指青年人的成功，很多時要靠父蔭和母蔭，既可笑，又可悲。這一代青年人的成長背景普遍較為富足，小至起居飲食，大至升學就業，甚至是置業，都可能得到父母的打點，令部分青年人形成一種倚靠的心理，比較難面對挫折和挑戰。

主席，在立法會有關這項議題的辯論中，我曾經聽到有些同事發言時，很容易便把各項社會問題跟普選扯上關係。如何消滅地產霸權？靠普選；青年人要有前途，靠普選；而今次很多修正案的重點，也放在普選上，彷彿普選便是解決所有問題的唯一法門。但事實是，不少正在實行普選的民主國家，同樣面對青年人失業率高企、經濟發展停滯不前，以及青年人缺乏向上流動等問題，跟香港相當類似，反映普選並非萬能。當然，我不是要否定普選的價值，只是希望我們的同事不要將普選奉為解決所有社會問題的靈丹妙藥，挑動青年人埋怨，鼓吹對立，誘發青年人對社會不滿。

主席，社會要持續發展，必須要解決上述問題，在本地經濟產業結構方面，我們要把握仍然存在的優勢，積極尋找新定位。例如現今一代充滿創意，也較上一代熱衷於文化藝術，我看到很多年輕藝術家飽受租金高昂之苦，在十分艱難的環境下創作經營。政府當局除了在空間資源着手，例如發展西九文化區、啟德體育園區之外，更應該整合一套產業政策，重新思考一下文化、藝術以至體育產業的社會功能和經濟角色，在人力資源和政策資源上作出適當的配合，推動香港的文化產業、藝術創作，以及體育產業的發展，增加香港的城市魅力，也把發展西九，以至啟德項目的公共開支，轉化成為一些社會資產，讓青年人有更多的發揮機會。

另一方面，政府應該善用空置的校舍和工廈，或是在賣地條款中作出一些規定，增加文化藝術，以至體育場地，開拓更多文化藝術產業，以至體育產業的空間，讓我們的青年人有更多出路。此外，我們更要做好青年人的期望管理，引導青年人有正面的思維方式，建立正確的價值觀，而不是坐困愁城。要讓青年人明白，在香港的競爭環境下，要努力才有機會出人頭地，更要引導青年人正面面對國家，擴闊視野，把握國家發展的機遇，提升裝備自己，增加向上流動的機會。

主席，由於這項議案的修正案重點放在普選上，我不認同沒有普選是青年人未能向上流動的主因，因此，我不能贊成這些修正案。

主席，我謹此陳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