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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訂住屋開支比例目標及人均居住面積標準
10.10.2013

代理主席,我多謝謝偉銓議員提出這項市民十分關心的議案。房屋供應不足,居住環境擠迫,樓價與市民承擔能力脫節,公營房屋輪候人數大幅增加,年青人難以置業安居,成家立室無望,身處於“劏房”的貧窮人士,更要繼續忍受貧民窟一般的居住環境等,確實令社會充滿怨氣,是市民從對政府有期望變為失望的主要原因。

 

住屋是人的基本需要,亦是社會和諧穩定的凝固劑。新加坡的組屋計劃,便是令香港人最羨慕的例子,當地的組屋不單為八成新加坡國民提供居所,更以促進種族和諧,增強國家認同為目標,成為新加坡政治經濟穩定的根本保證。

 

過去的殖民地政府,深知房屋問題的重要性。麥理浩時代的十年建屋計劃,被很多社會科學家公認為港英政府為部署香港前途談判,而在香港爭取民心的其中一項重要社會工程。雖然計劃最終未能完全達致原來目標,但也奠定了香港公營房屋計劃的基礎。

 

回歸後,董先生為房屋政策訂下三大目標,包括每年興建房屋單位85 000個。這個計劃本來可以獲得掌聲,可惜因為金融風暴降臨,這個計劃被歸咎為負資產元兇而最後胎死腹中。

 

不知道是否因為“八萬五”的慘痛教訓,上屆政府的房屋政策,從過去積極介入為市民解決上樓問題,像鐘擺般變為完全自由放任,交由市場解決的另一個極端。除了保留照顧基層市民所必需的公共房屋外,政府完全退出市場,將房屋供應完全交由市場負責。

 

在處理土地問題上,政府將賣地變成勾地,由地產商主導土地供應;土地平整工作幾乎停頓,土地儲備亦空空如也。在建屋問題上,居者置其屋計劃被劃上歷史句號。2007年至2011年,每年建屋量跌至不足3萬,其中3年的私樓供應量不足1萬,是1985年以來從未見過的低位。房屋開支佔公共開支的比例,亦由2000-2001年度的15.1%下降至2010-2011年度的4.2%。

 

在金融風暴後,政府在房屋政策上作出調整,可說是有實際需要,但自2007年起,本地樓價不斷上升,連中產亦開始憂心上樓問題。和其他民間團體一樣,我和新論壇的朋友當時積極要求政府檢討房屋政策。但是,上屆政府一直漠視民間的強烈訴求,導致今天房屋供求嚴重失衡的局面。

 

雖然現屆政府已改弦易轍,將增加土地供應定為首要工作,但要改善過去多年累積下來的問題,難以一蹴而就。政府最近推出長遠房屋策略諮詢文件,我相信因為土地的限制,這份文件無法提出要研究和討論兩個關鍵問題,便是私人房屋住戶的住屋開支比例和人均居住面積。

 

可是,政府不提出相關討論,是否表示問題不存在也無須討論?我認為答案是否定的。代理主席,新論壇一直要求,政府建立一套清晰、明確的持續性房屋政策,協助市民滿足房屋需求,為香港市民的居住需要、置業比例、人均最低居住面積,承擔能力等制訂政策目標,切實改善市民的居住質素。

 

我十分認同謝偉銓議員今天提出的議案的精神。但是,謝議員提到,在5年內將住屋開支佔住戶入息的比例,由現時的37%下調至30%,以及其後10年再將有關比例下降至25%以下,是基於甚麼原因及釐定準則的呢?是否有充分的研究數據支持?是否切實可行?這個計劃會否偏向計劃經濟模式?這些都是我們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至於提升人均居住面積的建議,我想香港很多中產人士都十分認同。相當多基層市民居住在公營房屋,但經齊條件較佳的中產人士,大多居住在實用面積只有四、五百平方呎,空間狹窄的房屋內,連新加坡的組屋都比不上,收入不錯的中產也要活在蝸居之中,可說是香港中產獨有的問題。如果作為社會中流砥柱的中產人士都不能有合理的居住環境,要求不能得到滿足,怎能讓社會和諧穩定?

 

代理主席,在衣、食、住、行4種基本需要當中,住屋方面的開支最多,也最能影響市民的生活質素。大多數市民並不祈求有個五星級的家,只要求有個可以負擔得起,並有合理空間的家。很可惜,因為過去的政策和客觀環境等因素,香港的住屋問題不斷惡化,距離市民的期望越來越遠。我非常希望現屆政府加倍努力,追回失去的時間,為以香港為家的市民營造更合理,又負擔得起的居住環境。

 

我謹此陳辭,多謝代理主席。